观点碰撞：地下“性产业”我们该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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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性产业”愈演愈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国人的性观念也悄然变化，与性有关的社会现象也层出不穷。比如青少年早恋现象日趋严重；婚前性行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84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万人次，到1989年突破10万，1991年突破20万人次，1992年增加到25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8年全国累计查处大约237万人次。而社会学家估计，卖淫嫖娼人员的“查处率”才到10%。他们认为我国社会实际上已形成地下“性产业”，有性工作者约400万人。去年产值达到5000亿人民币。这个地下“性产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和系统：“制黄贩黄”是它的广告部门，“三陪”服务是它的展销部门，江湖医生“治疗”性病是它的售后服务部门，而直接“以钱买性”和“以性换钱”则是它的核心“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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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

　　对地下“性产业”的管理，在国外是将其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普遍对“性产业”制订行规进行规范，以设置“红灯区”办法，把它从地下转到地上来，限制范围，严加管理，严把性工作者健康关，杜绝性病流行。还成立有专门工会组织，为性工作者开展维权活动和社会保护，等等。相比较而言，我们受意识形态束缚，多年来一直以“打黄扫黄”的突击性行动，来禁止卖淫嫖娼，贩卖淫秽制品等。有关部门也颁布不少诸如“禁止异性按摩”之类规定，然而收效甚微。看来，对这种并非由社会制度决定的社会病，我们应当以社会公共管理办法进行治理，单靠治安民警和文化侦缉力量“严打”、“禁止”，非但抑制不了地下“性产业”，反而促使其无序发展，日见严重。

　　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计，看来我们再不能无视地下“性产业”的存在，任其悄然发展，也不能再单纯依靠“禁止”“严打”这一手了。近年来，我国社会学家提出不少好的建议，要求我们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出台“性产业”的管理办法，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应该说，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个社会课题了！不知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有何高见？不妨在会上一议。

　　反方：让地下“性产业”合法化实现不了“和谐社会”

　　由于受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影响，不少人铤而走险，偷偷从事卖淫嫖娼、制黄贩黄等地下“性产业”，加之一些地方政府打着“保护投资环境”的幌子，对此类现象管理、打击时紧时松，缺乏长效管理机制，致使地下“性产业”泛滥成灾。因为禁而不止，所以干脆将其“合法化”予以阳光管理，《两》文的宏论实在让人匪夷所思。难道给个名份它就“改邪归正”，就对社会没危害性了？进行划片设“红灯区”（妓院）、办健康证、收税之类的阳光管理，就能保证性工作者规范从业、就能避免性病艾滋病的流行？放的结果恐怕不仅不能克服“性产业”与生俱来的弊病，反而只会使社会道德更加沦丧，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变得一团糟，何谈文明和谐社会？简直是南辕北辙！

　　时下，禁而不止的东西多了，譬如贪污腐败，譬如杀人放火，譬如私藏枪支弹药，按照周先生的逻辑，是否也让它们统统“合法化”予以阳光管理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灾难便同时降临了。呜呼哀哉！

　　编辑留言：

　　改革开放以来，“打开窗子，苍蝇蚊子也会飞进来”，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等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地下“性产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您认为地下“性产业”该如何治理，欢迎广大网友发表看法，到留言板发表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