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韩流及文化生态

　　文 关雅荻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前一阵热炒的《艺伎回忆录》原计划在2月份全国公映的计划终于搁浅下来，来自院线内部的消息，至今相关主管部门对于这部影片的公映计划没有任何确切消息。面对之前各媒体的一致炒作，这次由影片《艺伎》凸现出来的方方面面问题，尤为值得玩味。

　　几个月前就曾闻听一家权威境外媒体对国内观众如何看待《艺伎》这部影片非常感兴趣，当时觉得可以理解，毕竟不要说西方社会，亚洲地区普通老百姓能说清日本的“艺伎”和日常谈到的“妓女”的区别的又有多少呢？至于西方媒体试图从影片政治化角度来进行新闻追踪，当时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此一部电影只是再一次说明了好莱坞一贯的一厢情愿和对其他文化的一种简单想象，其泛政治方面的意图，并不见得应该由一部商业影片来承担，更不是某个演员所应该全部承担的。

　　但实际上这次《艺伎》国内公映遭遇了巨大的阻力，正是主要来自国内普通民众和部分院线的直接压力，这让我们看到了某些国内电影发展中，我们可能一再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观众自身心态的要求。

　　国内电影发展毫无疑问需要政府由上自下的支持与扶持，同时不管是对于创作还是电影市场建设，都要逐步的给予更大程度的自由开放，这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过去两三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和成果，比如影片产量的提高，票房数字的增加，影片类型逐渐在多样化。但不得不承认，成绩背后的问题依然存在，创作题材尺度仍然极受局限，生产的影片市场存活率太低，市场产业链极度不完善，各种形式的盗版违法行为随处可见……证明了我们电影产业改革方向正确的同时，现在需要的就是如何控制电影产业改革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创作者会多大程度上拥有创作自由？海外资金进入中国电影产业的底线在哪里？我们到底用多大的决心来打击盗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过去几年，文化各界特别是电影界很多人士都在大力呼吁要借鉴韩国电影腾飞的成功经验。类似的话，如果没有记错，五年前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韩国电影周”之后就已经有人在大力呼吁，包括我当时也被韩国电影的迅速崛起彻底震撼。但随后不久，我发现韩国的经验我们是没有照搬的可能性，只有将人家成功经验合理本土化，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才有意义。

　　在借鉴韩国经验的问题上，我们总是容易把焦点放在人家审查政策的开放，创作的自由和产业政策的保护等几个老生常谈的方面。实际上，过去的五年中，我们也是的确如此这样做的：鼓励年轻导演创作、兴建更多的影院、发展数字电影等等。但国内电影分级、立法这些瓶颈问题只要不能彻底解决，我们是不应该指望复制韩国电影就会立刻成功的，虽然电影产业超过韩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前面几点，毫无疑问对于产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毕竟那只是一些外在条件，是硬指标，即要么有，要么没有。

　　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关于人的方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一个韩国朋友来一起聊天，她说到他们公司最新要公映一部新片，还邀请中国国内的合作方也去参加影片首映式，我感到很奇怪，追问了一句。原来，在韩国一部新片上映，做首映或其他活动，出席的不仅仅是影片本身的主创、明星，韩国很多其他知名导演、明星，包括制片人、影院老板都会前来捧场，对于观众来说，一个普通的新片首映礼，就变成了一个电影人集体聚会和观众直接交流的活动。反观国内，韩国电影人这种自我团结的精神，让人很有感触。

　　只说眼下中国电影的旗帜性人物陈凯歌、张艺谋，前一阵有媒体曾发表了一篇名为《陈凯歌、张艺谋：明争暗斗二十年》的文章，且不说文章立意、内容如何，单看标题，已经让人足够玩味，也的确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国内创作者下意识的形成各种小圈子，而很难变成一个真正意义的中国电影的大家庭。为什么《无极》首映的时候，张艺谋就不能到现场去捧场、道贺；为什么《千里走单骑》在云南搞别开生面的首映活动，陈凯歌就不能带着老婆去凑个热闹？我们不是要求他们要给老百姓做什么秀，而是对于眼下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他们自身已经承担了他们无法回避的责任与义务。国内其他创作者、电影业内的人士，互相团结，共同致力于电影的发展，可能比什么单纯呼吁政策开放来得更直接、更实际。

　　上面从《艺伎》谈到对政府相关部门、对创作者的种种希望和期望，但对于观众一面，媒体和各界人士始终处在一个相对忽视的位置。虽然从市场角度，顾客是上帝，观众花钱买票进影院，就是所有电影业从业人员的上帝。但我们谈的是眼下国内一个产业的改革，作为每一个普通国人其实身上都是肩负着责任，而不是自己置身事外，听之任之。比如，盗版买还是不买？比如这次《艺伎》，老百姓究竟该怎么看待才是对的？这里，暂不评价对《艺伎》泛政治化倾向炒作的对与错本身，我只是想说，作为广大的普通观众对于电影和其他艺术创作如果自身没有一定的胸怀和宽容能力，那对创作者和相关主管部门的各种美好愿望和要求都只能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