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生命敲响的警钟

　　余靖静摄

　　郑博是被“圣诞老人”遗忘的孩子。2005年的“平安夜”，这个三岁孩子所面对的，是如雨点般的巴掌与木棍。

　　“1、2、3、4、5”，因为不肯多念一遍这5个阿拉伯数字，郑博被亲生父母殴打致死

　　编者按：应试教育之困，非一日之寒；成就“愉快教育”，非一夕之功。现在，城里孩子愈来愈提前的应试压力，却成了农民工眼中值得艳羡的目标。但由于父母素质及家庭条件所困，这压力转嫁到农民工的子女身上，会不会变本加厉？小郑博的死，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血写的问号！

　　为教认字，亲生父母打死三岁独子

　　郑博，3岁，儿科，心跳呼吸停止（到院前死亡）……

　　2005年12月25日凌晨时分那一幕惨剧，杭州萧山第一人民医院的值班医护人员都忘不了，“送进医院前，孩子就没有生命迹象了，他的父亲一再要求打强心针抢救，母亲哭个不停。在抢救过程中，我们发现孩子的头部、手臂、手背、臀部、腿部都有大片乌青，很可疑，就拨了110。”

　　郑博的父母被随后赶到的民警控制，随后被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刑事拘留。

　　法医对郑博的尸体检验结论为：郑博系因钝性外力作用所致的颅脑损伤后吸入性窒息死亡。主办此案的民警李海荣解释，孩子是由于头部遭打击，颅脑受损，产生呕吐反应，呕吐物进入气管、食道，最终窒息而死。另据检验，郑博软组织挫伤面积占全身体表总面积6％以上，依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二十条之规定，损伤程度已构成轻伤。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父母下此重手，只是为了教小郑博认字。

　　郑博的父母都来自河南省淮滨县。丈夫郑海现，1976年生，初中文化；妻子秦娜军，1975年生，小学文化。独生子郑博出生于2002年5月28日。2003年5月，夫妻俩带着儿子到萧山区落脚，靠卖水果为生。

　　民警李海荣介绍的案情是这样的：2005年12月24日晚6时左右，郑海现夫妇回到萧山区新塘街道文里头村内的出租房，想教儿子认字。墙上用粉笔写的“1、2、3、4、5”5个阿拉伯数字，就是当晚的课程。由于孩子读了一次就不再开口，生气的夫妻俩先后用巴掌、木棍殴打不配合的孩子。在邻居过问下，才停止打骂。

　　晚8点，一家三口上床睡觉了，郑博睡在中间。当晚12点左右，父亲听到郑博大口大口喘气，并发现其口中有呕吐物，就叫醒妻子和对门的老乡，将儿子送到萧山第一人民医院。

　　郑博没能醒过来。

　　李海荣说，在提审过程中，夫妻俩追悔莫及，每每念叨是自己“教育方法不对”，“对不起孩子”，尤其是母亲，每次提审都痛哭不已。

　　在警方的提审笔录中，当问及“为什么要打郑博”，母亲答：“我们两人为了教他认字，才打他的。”父亲答：“我们两人为了教郑博认字，他不肯，我们两人生气才打他的。”

　　棍棒教育“余孽”犹存，“流动的花朵”境况堪忧

　　警方认为，从侦查的各种迹象看，郑海现、秦娜军夫妇并非有意致亲生子于死地，教育方式、方法不当是酿成这一惨剧的直接原因。据办案人员观察，郑海现、秦娜军两人都是地道的、本分的农民。警方访问邻居时得知，他们经常打骂孩子，下手较重，“邻居劝过，但他们根本不听，觉得这是自己的家务事”。

　　这起惨剧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纷纷指责郑博父母出手太重，打死亲儿令人发指。同是河南来杭州谋生、5岁孩子的母亲李霞气愤地说：“孩子才3岁，懂什么呢？这样的父母，应该枪毙！”

　　觉得父母的出发点是为了教孩子认字，值得同情的人也不在少数。文里头村村民童加木说：“孩子小时候顽皮，不打他就不怕你。”

　　孙照学、林西平夫妇有着与郑博父母类似的境况：从河南老家到萧山打工，把6岁的小儿子孙福星带在身边，住在约10平方米出租房中。在这个三口之家的栖身之所，为了保暖，窗户的内外二层都用薄塑料纸钉住；为了节省空间，床上拉起绳子，晾晒着衣服，煤气罐离床仅几步之遥；为了省钱，这里的各种器具都显得破旧，最新的是墙壁上挂着的“最新拼音教学挂表”、“最新看图识动物”两张图表。林西平说，这是为了教儿子，从夜市上花4元钱买的，“我们出来赚钱，就是为了让小孩上学。”夫妻俩每月收入在1000到2000元之间浮动，除了基本开销外，一部分准备着给身边的儿子上学，一部分寄给老家在读初中和小学的两个女儿，“老家说是免费上学，可女儿打电话说，免费和没免费一样，今天要个这，明天要个那，一要都是一百多。”

　　“我是教育不好小孩子的。”不识字的林西平也意识到自己教育方式的缺陷，承认“烦的时候，就往他身上撒气”，且早出晚归的她几乎没有时间陪孩子，“早上把他关在屋里看电视，中午他爸爸回来烧饭，就放他出去自己玩。小孩子没人带，是不肯乖的。”

　　全国第一家由流入地政府主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杭州天成学校校长孙宝瑞表示，与普通市民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对孩子成才心情更为迫切，但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而且经常遭受社会不公，使得他们在教育子女时基本采取强压式方法，要求孩子完全服从于父母意志，稍有偏差，就打骂相加。

　　“愉快教育”，一路走来真辛苦

　　浙江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认为，郑博事件反映的是个别家长畸形的心态，没有普遍意义。与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同，幼儿园是靠收费来维持自身运转，外来务工人员又多受经济条件限制等原因，因此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学龄前大多数是靠父母自己教育。

　　在和城里孩子的比较中，外来务工人员找到了孩子学习的榜样。萧山的孩子令进城不久的林西平羡慕不已，“我们老家穷，孩子读书晚，像本地的小孩子四五岁就上幼儿园，看上去就很懂事。”在向比她早进城的老乡请教后，一个观念在她脑子里日趋成型———孩子要读书好，靠的是从小教育，“读了小、中、大班，再读学前班，然后一年级就很容易读上来，不会输给其他人。我们已经落后人家很多步了。”

　　事实上，“愉快教育”，不仅是流动人口子女的“奢侈品”，对城里孩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被农民工视为追赶目标的城市孩子，竞争的起跑线也在不断提前。家住浙江金华的张鑫觉今年1岁半，已经会背诵十几首古诗，会用英语从一数到十。张鑫觉做医生的父母、退休的外公外婆，甚至还在读大学的阿姨，全家总动员，每人分着教孩子数数、背诗。每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是为了教张鑫觉多认识一个字，多背一首诗。

　　“这不算什么，我一些朋友怀孕的时候就听唐诗宋词，听肖邦，为了是让孩子从胎教时期就超前，以后竞争中才有优势。”张鑫觉的母亲汪蕾说。

　　杭州某高校老师颜琦，原来把儿子放在一所以“快乐童年”为理念的私立幼儿园。颜琦说：“我希望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在这家幼儿园里，孩子无拘无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却让颜琦产生了疑惑。“今后他还得适应现在的小学教育，上课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说话前要先举手，每天回家做大量作业，还要定期考试、排名次……”颜琦最后还是为儿子换了一家公立幼儿园，“我不得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浙江总督学、浙江教育学院院长鲁林岳表示，目前，连幼儿教育也在成人化。中国家喻户晓的育子名言是“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上的艰难困苦不断被克服，但在精神上不得不吃苦的群体却在不断扩大，甚至提前到了学龄前，让想象力最丰富的少年儿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应试教育之困，非一日之寒，成就“愉快教育”，非一夕之功。现在，城里孩子的压力，却成了农民工眼中值得艳羡的目标，但由于父母素质所困，这压力转嫁到农民工的子女身上，可能更加变本加厉。小郑博的死，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血写的问号！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华东新闻》(2006年01月20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