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一说起“自由”往往就底气不足，就有点心虚，好像这不是咱们的“强项”。连晨先生为了纠正这些人的误解，专门发表了一篇杂文，标题就是《跟美国相比，中国不是没自由而是太自由了》(见《三晋都市报》2005年10月27日)，文中列举了中国人“太自由”而美国人“太不自由”的若干例子，比如：中国人可以自由地打孩子，可以在大街上喝酒，可以随便问别人的年龄……这些事情美国人都不敢做，做了就会受到惩罚。轻则罚款，重则关监。
其实，不仅连先生观察到的美国，我看整个“西方”似乎都是这样。“自由”惯了的中国人若是没有思想准备，一旦到了他们那里，用“动辄得咎”来形容恐怕一点儿也不夸张。有一个上海姑娘嫁给了德国人，跟着丈夫住在了德国一个城市，突然就莫名其妙地“接到一张警察通知单”，说是小区里有人在星期日晾衣服，违反了法律，“特此警告，下不为例”。警察居然连这种事都管！照我们中国人看来岂不太不自由了？
比较“西方国家”，我以为中国人的自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宪法、法律明文规定了人民拥有广泛的自由，例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宗教信仰等等，与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相比都绝不逊色。另一方面，过去实际上少数中国人又有不执行这些规定的“自由”，或至少有不执行这些规定也不受惩罚的“自由”。从小处说，随便一个单位的什么“长”就有可能把你从宪法那里得来的自由剥夺掉；从大处讲，胡风写了一个意见书，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吴晗写了一个剧本，这本来都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结果全都脱不到干系，统统被整成了这样那样的“分子”。
正如美国人有自由也有不自由一样，中国人的自由也是相对的。相当多的国人，往往是该自由的不自由，不该自由的却很自由。比如他们“自由”地在大街上乱闯红灯、“自由”地随地吐痰，“自由”地乱摆摊点不惜阻碍交通，“自由”地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自由”地演出未结束就提前退场……但在户口的迁移等等方面又没有多少自由。
所以，自由总是相对的，一种自由总要伴随着另一种不自由给以平衡。反之，一种不自由也可以由另一种自由加以某种“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