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嬴
岁末年初，日本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在全日本热映，掀起一股“大和”热，与“大和”舰相关的书籍、玩具等也一路畅销。1945年被美军击沉的“大和”舰是二战时日军吨位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战列舰，曾被视为“大日本帝国的象征与希望”。影片讲述的就是舰上3000余名年轻士兵告别家人，与战舰同归于尽的往事。
据该片导演称，这是一部呼唤和平的反战影片，通过表现战争的可怕，让人们更加珍惜和平。但令人深思的是，从实际效果看，因为极力渲染战舰遭炸时的血腥及士兵的“英勇”赴死，影片恰恰营造了一种“不怕战”的氛围。这显然没有达到甚至背离了导演的初衷。反战片为何拍出了“不反战”的效果？呼唤和平为何让人感觉变了味？原因或许在于电影本身的叙事方式，或许更在于现实世界中日本对待二战的暧昧心态。
《男人们的“大和”》最大的特色即在于将士兵突出为“男人们”。通过从“人”、“人情”的角度表现战争，影片激起观众的共鸣，并营造出士兵们“无怨无悔为国捐躯”的景象。事实上，在那段黑暗疯狂的年月，普通日本士兵根本无从选择，更无法改变充当炮灰的命运。他们不是“人”，只是军国主义机器的细微部件。根据众多战争经历者所著的回忆录，即便是特攻队“志士”，在离家之际也大多心情沉闷抑郁。影片极力渲染士兵最后一刻的决绝，固然取得异常强烈的艺术效果，但作为反战历史片，这显然是在用“人”的所谓“主动”来掩盖最无奈的“被动”，从而掩盖了当时日本核心权力对普通民众的绝对统治本质。这种重情轻理，只讲“牺牲”、不究根源的反战思维模式，无疑是相当偏颇的。
《男人们的“大和”》所表现出的“以情动人”的反战观，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日本某些反战思想的局限之处。可以说，许多普通日本士兵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这些“受害者”的另一面正是在别国国土上杀人如麻的“加害者”。扩大至国家层面，日本固然因战败饱含“受害”情结，但对于一些亚洲邻国来说，它却是不折不扣的“加害者”。在一系列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活动中，日本显然更专注于对自身伤痛的抚慰，而非对自身恶行的反省，如此“反战”姿态在有意无意间逃避了加害的责任。而如果对战争的反思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那么影响日本民族心态的，必定是胜者王败者寇、发愤雪耻的意念。
和平是不战的取向，更是发自内心的追求。二战后，日本选择了和平立国的道路，但是，如果对侵略战争缺乏真正的反省，那么对和平的选择就仅仅是一种选择。反对战争，若只是反对战争之惨烈，而不是战争之非正义，也就无怪乎让人感觉反战片变了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人员）
《人民日报》(2006年01月20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