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崔佳
春节临近，许多在外打工辛苦了一年的农民工都在收拾行囊准备回家过年，但重庆忠县进城务工农民杨天江却被愁云笼罩：为个体老板看仓库、当搬运工的他在一次雨夜搬玻璃时滑倒，被落下的玻璃割断了脚筋，造成残疾，但个体老板只付了一点医药费就再不管了，他找到有关部门申请工伤鉴定，却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未被受理。
杨天江的遭遇并不是个别现象。重庆市法律援助中心徐晓阳告诉记者，许多走进该中心请求法律援助的农民工都是因为受了工伤索赔无门，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举证难。“现行的劳动纠纷举证设置确有对农民工不利的地方”，徐晓阳说，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诉讼都要求有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法律文书，但事实上许多用人单位或个体老板不愿与农民工签订劳动用工合同，甚至经常以“签合同就走人”逼迫农民工就范，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事，农民工只能采取找工友作证、拿出进出企业或工地的证件来举证，但很难被采信。
除了举证困难，工伤赔偿程序复杂漫长也往往让农民工含泪兴叹。重庆璧山县青杠街道新合村农民张远云谈起他长达4年多的工伤赔偿艰辛路时百感交集：2001年2月，他在为该县某建筑公司做搬运工时从货车上摔下，造成颈椎骨折，致双下肢高位截瘫，后鉴定为一级伤残。建筑公司在支付了医疗费后，以张远云未与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为由拒绝赔偿。在此后4年里，在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艰苦努力之下，共经过5次工伤鉴定；5次行政复议；4次一审诉讼；2次二审诉讼和一次劳动仲裁，直到2005年9月，张远云才获得了总计29万元的赔偿金。
为张远云提供法律援助的朱明律师说，现行劳动纠纷解决程序复杂，体现在工伤赔偿上更显得对农民工不公平，从申请鉴定、作出认定，到行政复议、法律诉讼，几个回合下来，最快要一年多；而如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认定被法院撤消，又要从头来。根据现行制度，工伤认定只能由相关行政部门作出，这其中时间的长短、工作人员水平的高低和责任心的强弱都会对农民工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影响。
《人民日报》(2006年01月20日第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