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林讲述在伊拉克当大使的日子

　　2003年6月，杨洪林在波斯湾美丽的海湾岛国巴林当大使已两年多，一份突然的任命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他被任命为战后中国首任驻伊拉克特命全权大使。

　　“接到新的任命消息，很是兴奋。战后的伊拉克改朝换代，正处于一种重大而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之中，面临着全新的局面，中国和伊拉克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出使伊拉克，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新的使命具有挑战性。”在即将出版的《亲历与见证———战后中国首任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手记》（明天出版社和星球地图出版社联合推出，近期上市）一书中，杨洪林回忆了当时的心情，并详细披露了在任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穿着防弹衣重返巴格达

　　2004年的中秋、国庆前后相连，秋风送爽，正是家庭团圆、举国欢庆的时节，而杨洪林和夫人陈珍美却忙着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局势动荡不稳的

　　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后，伊拉克驻华大使伊斯梅尔于同年9月抵京履新，杨洪林也定于10月11日离京赴任。

　　2004年10月16日，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所在的曼苏尔饭店第一次遭到炮弹袭击，当时杨洪林正在约旦。听到消息，他立刻与使馆联系，要求使馆立即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包括加强驻地和外出的安全防范措施，尽量减少外出，在玻璃门窗上贴上防震胶条，把床移到远离门窗的地方等。就这样，他提前进入了工作状态。

　　危险没有阻止杨洪林按时赴任，他坚持按原计划于22日从安曼飞抵巴格达。

　　对于巴格达的一草一木，杨洪林非常熟悉。1999年至2001年，杨洪林在驻伊拉克使馆当政务参赞和首席馆员。1991年海湾战争前，中国政府把7000多名中国工人从伊拉克和科威特接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撤侨行动。当时，杨洪林作为外交部亚非司危机小组的负责人，曾为组织实施撤离计划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重返巴格达，杨洪林感慨万千：“望着窗外这片熟悉的土地，当时参与劝和及组织数千名劳务人员千里大撤退的壮观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迎接杨洪林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沉甸甸的防弹衣。按照国际惯例，新任大使到任，驻在国外交部礼宾司都要派人到机场迎接。但当时的伊拉克不安全，事前伊外交部告知，礼宾司不派人到机场迎接。

　　杨洪林推着行李快步走出机场大厅，迎接他的是使馆人员和全副武装的中国武警。警卫队长席栓柱带领几名武警立马围过来，帮他们穿上沉甸甸的防弹背心，戴上头盔。

　　从此，杨洪林开始了驻伊拉克大使的生涯。

　　解救我被绑架劳工显身手

　　巴格达时间2005年1月1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杨洪林和夫人陈珍美（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参赞）在电视新闻中得知8名在伊拉克务工的中国福建籍公民被挟持。

　　据杨洪林回忆，在证实这一消息后，使馆在第一时间里做了3件事：首先将此事报告国内，同时向伊拉克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情况，要求提供帮助；第二是组织力量，尽快核实这8人的身份；第三是召开使馆紧急会议，组成营救班子，展开营救工作。

　　18日下午和晚上，他紧急动用一切外交和民间资源，吁请伊各界朋友帮助营救我被挟持人员。18日晚上，杨洪林联系影响较大、收视率较高的阿拉伯电视台、伊拉克电视台，以及当地报纸，接受采访，宣读使馆营救声明。19日至20日，他的办公桌上同时放有6部电话，以便及时和外界联系。

　　当时国内外媒体均对此事件非常重视，询问进展情况的电话不断。陈珍美多年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与国内外记者打交道很有经验，媒体的事由她负责全权处理。本报记者曾打电话采访陈珍美参赞，她热情接待，但要求尽快结束采访，因为担心电话占线影响营救工作。

　　21日晚上，杨大使的一个伊拉克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挟持者已经看到了他的两次电视讲话。考虑到伊中友好关系，他们准备放人。

　　杨洪林和外交部紧急派往伊拉克的翟隽司长研究后决定亲自去接人。接人的地点离巴格达百余公里，要穿越危险重重的“死亡之路”。为了救人，杨大使带上使馆三秘孟锐和4名警卫。警卫全副武装，甚至带上了从未用过的班用轻机枪，和翟隽司长一道，顾不上吃饭，分别坐上两辆GMC吉普车，悄悄地出发了。

　　杨洪林在回忆当时的气氛时这样写道：“离别之时大家的心情非常悲壮，因为谁都无法预料结果会是怎样。车快要开出巴格达时，我接到了伊拉克好友的电话，他告诉我，接人地点已核，属实，但还没有看到人。这时我悬着的一颗心好像踏实了一点儿。”

　　最终，在杨大使等人的努力下，8名人质平安回到祖国。

　　曾经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杨洪林在伊拉克外出活动较多，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近的一次是2005年6月1日，他和夫人陈珍美回国述职休假。那天，刚步入机场候机厅，他们刚经过的机场路第一道检查口就被炸了。他们离开这个检查站的时间距汽车炸弹爆炸只相差15分钟。使馆送站的同志在返回途中，亲眼目睹了检查站周围被炸断的肢体、汽车碎片以及遍地的鲜血，真是触目惊心。

　　2005年2月6日中午12时，杨洪林去拜会伊拉克共产党总书记穆萨，遇到了类似西方侦探片中经常出现的枪战情景。伊拉克共产党的总部位于巴格达东区，办公大楼离桥头较近。那天，大使的车刚上桥头，就碰上伊拉克警察追捕反美武装分子。双方在桥的另一边交火，密集的子弹不时在车边擦过，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大使每次出行都是两辆车同行，一辆车在前方警戒开路。这时，前车机警地冲向前面，一横，掩护大使的车掉头向另外一个方向开去，两车相互照应着迅速避开了危险区。

　　使馆临时驻地曼苏尔饭店也不安全，曾3次遭到炮击。幸运的是3次炮击并非针对中国使馆，也未造成使馆人员伤亡。

　　生活在伊拉克，每天都是战斗。陈珍美作为政务参赞和大使夫人，除协助工作外，还时时刻刻默默为大使和随行人员外出办事的每一分钟祈祷，在家的人员每次都是等待外出人员平安回来后，才会放心地分批去吃饭。

　　除了恐怖活动猖獗外，巴格达还是严重的核污染区。战后，伊拉克人患各种癌症的明显增加，死胎、畸形儿越来越多。据伊拉克

　　杨洪林在书中写道，在巴格达亲身感受战争、动乱、危险与苦难，回忆起在国内的安全与快乐，切身体会到和平的珍贵和稳定的重要。

　　为国家出使却未能给母亲送终

　　2005年1月，杨洪林的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当时，正是营救8名被挟持同胞最紧张的时刻，他的女儿把奶奶病危的消息先告诉了妈妈。陈珍美怕杨大使知道后会影响营救工作，便与女儿商定暂时不把这一消息告诉他。她们共同商量治疗事宜，直到8名同胞被营救出来后，陈珍美才把母亲病危的消息告诉他。

　　当年9月12日，在即将离任之际，杨洪林83岁的老母亲最终因癌症去世。杨洪林写道：“我爱我的母亲，但更爱我的祖国，更爱我从事的外交事业。母亲养育了我，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坚守我的岗位。自古以来忠孝难两全。噩耗传来，无限悲痛，深为因工作关系而不能回国照料病重的母亲，不能在她老人家身边尽孝道，不能为她老人家办后事而内疚。”

　　杨大使的夫人陈珍美是一位贤妻良母，她也很热爱她的外交事业，但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自己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两人都是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的，一起在苏丹、科威特工作了近10年。陈珍美精通英语，与美英联军联系交涉，与各国驻伊拉克使团和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联系，并担任翻译。对内，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杨大使的生活起居，提醒他按时吃药。她是杨洪林的贤内助，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命运很照顾我，我有一个已经离去的通情达理的慈母，一个陪伴我同甘共苦的勤奋能干的贤妻，一个聪慧孝顺、自立能力很强的爱女，我深深地感激她们。”杨洪林在书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