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历史的深圳想起梁湘袁庚

　　梁湘和袁庚是惟一令我在写作此书中心情既沉重又宁静的两个人。

　　2004年5月9日，广东省博物馆一位老者颤巍巍地捧出两人的档案匣，让我查阅。五个小时后，当我抬起头，首先碰触到的是一张泪水盈眶的脸。这位面容枯瘦的老人就这样一直端坐在我的对面，一直默默流着泪。她一字一顿地说，十年了，你是第一个来我这儿查找二人资料的人。

　　一霎间，我背过身去，禁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说，袁庚今天还偶尔露峥嵘，残留在极少数人的视线和印象中，那梁湘早已是彻底地从尘世消失了。对于现在绝大多数深圳人来说，他似乎一直没有存在过一样。如果说，深圳改革是一座中国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最皇皇巍峨的大厦，那梁袁无可争议是两根关键的巨梁。任何一场伟大的改革，都会诞生他所需要的风云人物，梁湘和袁庚就是那种为改革生，为改革死的人。

　　在一些人的眼里，梁湘是一个至死都刚烈生猛的大汉。梁弟梁文森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在48年后忆起哥哥徒步奔赴延安前跟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的情景，流泪了。他说，没想到一个17岁的少年心这么硬。

　　1981年3月，62岁高龄的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这个胸怀大志的刚烈汉子，为了深圳改革敢跟中央领导拍桌子。这个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就累得住进医院”。他顶着一顶顶“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大刀阔斧地在一片稻田里竖起了近千幢大楼。他真正打开了深圳的局面，“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诞生。

　　在最初安排来深圳挂帅时，梁湘并不情愿，为此他与习仲勋大吵过一架。五年后，他黯然离职，临走时对着近千名哭成泪人的干部群众泣声说：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袁庚是一位“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的“空降兵”。他穿行在斥责与不解之中，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形象，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

　　有人骂他是“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冒险家”，有人说他有些“乌托邦”，但在20多年的好朋友——原《人民日报》记者陈禹山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他并不被热爱，因为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1980年3月，这个“不听话”的坏孩子向谷牧提出“公开招聘”，开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之后三年，又凭着胡耀邦授予的“尚方宝剑”，在蛇口开展了一场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群众投票直选干部的民主试验。这个“早熟的民主”，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他还在蛇口竖起了当时振聋发聩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对在蛇口的媒体立下规矩：“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他一再成为全国新闻人物，一再遭到猛烈的抨击。

　　在主政蛇口14年期间，袁庚将一个资产1个亿家底的招商局发展壮大到了身家200亿。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蛇口

　　1992年12月，这个“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演说家的天分的”老人离休了。之后，他“一边在时间的隧道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边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沉淀河底”。

　　梁湘、袁庚为深圳改革初期的并立双雄。命运戏剧性地把两个脾气一样刚烈，志向一样宏大，智慧和胸襟难分上下的人紧紧地捆绑在同一块土地，两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是“对手”。梁湘、袁庚发生过许多矛盾，不断地较量，官司打得硝烟弥漫，直到省里、中央。但两人又喻亮情深。1998年12月20日，梁湘寂去，袁庚不顾年老体弱与疾病，逐车100多公里到广州，在梁湘灵前恸哭失声------这是袁庚退休后仅有的两次亮相政坛之一，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听取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然而，即使是梁湘、袁庚这样在深圳乃至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人物，今天许多深圳人已不知二人为何人了，这不能不让我悚然一惊。

　　是的，我们正在告别一个激情改革的年代，正在告别一对曾经创造了历史而现在又将被历史淘汰的英雄们。他们的史诗般的神话正如云烟般地在新世纪的星空下消散。

　　我们该不该永远记住这一段历史，这一截青春，这一群人？我们为什么一直缺乏与他们对话应具备的心理准备？我们何时才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真实的话本，帮助我们去理解观照这有着极大张力的二十年呢？

　　在我没日没夜敲击键盘的过程中，眼前不时地闪过一幅幅风云激荡的画面。在二十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深圳及生存在深圳的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发动了一场天下瞩目的社会革命，他们的使命与他们的命运，决定了深圳的进步，他们的悲欢离合、沉浮起落，也成为了深圳改革史的一部分。因此，记住他们就记住了深圳二十年改革的全部曲折和悲壮。

　　一座忘记历史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家园的灵魂。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能承荷得起1000万人口的精神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