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冷的日子

　　■文/袁念琪

　　冬天是一年里最冷的季节，而大寒又是冬天中最冷的日子，可谓是冷中之冷。大寒这段日子，一般也就是四九天；从上海流传的《九九歌》中是可以体察到它的冷：“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

　　自打有记忆以来，也算是经过了不少最冷的日子，其中还包括在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北方；但总归觉得，还是十八岁那年的大寒最冷。除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暖冬的缘故之外，恐怕原因就是第一次离家而过，再一个就是上山下乡在海边的农场。

　　那年的大寒时节，老天是三天两头的下雪。天是灰沉沉、阴森森的，雪花漫天，风把电线吹得嗡嗡作响。地头残留着枯黄且显得有些咖啡色的芦苇，在风中摇曳。通往海边新垦区的大路，不见人影。

　　我们住的草棚，搭建在一条不到二十米宽的大堤上。屋子里的地就是泥土地，连水泥也没铺，只有会计室才在地上铺了一层褚红的八五砖。毛竹撑起的屋架，顶是油毛毡，毡上再铺上一层稻草。屋外刮大风，屋内的帐子会摆动；里外的温度是相差不了多少。晚上，睡在上铺的卫宾还戴起了口罩。早晨起来，大家的毛巾冻得像一条条冷气带鱼。

　　没有什么可取暖的。过去在家实在打熬不住，还可以用热水冲个热水袋盐水瓶；但连队里的热水是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到了下午收工后，每人可打一脸盆洗刷的热水外加一热水瓶开水，这就是你到明天下午此时为止所拥有的全部热能。

　　天冷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夜晚上厕所。连队唯一的厕所在大堤南面，要踏着泥台阶，一高一低地下堤。白天这路就不怎么好走，更甭说在寒冷的冬夜了。想来是尿急生智，隔壁寝室的几个兄弟，悄悄地在床后的北墙上抽掉几块砖，向外伸出跟里头打通的长毛竹，在洞口按上个活络的簸箕状铁皮盖。这样，就可在室内小小方便了。起初是自己寝室用，后来其他寝室知道了也来借光。用了一个冬天，队里的领导都不知道。

　　为了挡住北风，北面的墙外都堆着一捆捆的芦苇。有些小鸟和麻雀也钻进去避寒，飞进飞出，唧唧喳喳的。老姜看了手痒，就在雪地里支筐撒米，可麻雀就是围着箩筐跳来跳去不上钩。那根拉线，倒是把来往的人绊了好几次。

　　室外的活停了，但每天室内的学习却没有松。虽说当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未来临，农场农业学大寨正热乎着。又是学习开会，又是讨论。笔记本上还抄着当年报纸的话：“我们没有赶上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幸福地赶上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

　　学习之余，隔壁寝室几个人捧着一本电影歌曲，一页页翻，会唱的就唱，不会就翻下一页。我们寝室有打大怪路子的，有聊天讲笑话的。小胡讲，6连让上调的人、已到线却这回没上调和还未轮到上调的各种一排树，种得最好的是已经能上调的，最差的是够条件却没能上调的。

　　我还在做着我的写作梦。每天睡前坐在被窝里，不仅写日记、还写生活笔记。刚才，又把1976年12月底到1977年1月初这段大寒日子记的文字翻了几遍。那个冬天的大寒，好像就在今天的窗外。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