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回扣医生”的自我救赎

　　七年前向《人民日报》检举所在医院 3年来化名捐出4万元“带血善款”一位“回扣医生”的自我救赎

　　“我就是那个用回扣捐助失学儿童的‘李存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急诊内科。”1月8日，沉默了3年的张医生终于开口。

　　早在3年前，张医生就收到了装有回扣的第一个信封。然后，他以“李存田”的名义，将所收回扣捐给了安徽省妇联，以帮助安徽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即将失学、辍学的儿童完成9年义务教育，3年来共捐款4万余元。张说，在收取回扣时，他就决定全部捐作善款。

　　3年来，张医生守口如瓶，不愿暴露真实身份，以致安徽省妇联对“李存田”一无所知，被捐助的学生要写信感谢他，也只能通过妇联中转。

　　7年前向《人民日报》检举

　　1999年以前的张医生，一家三口，生活平静而祥和。

　　但《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却让他一下子成为安医大附院关注的热门人物，备受争议，甚至被人骂为医院的“叛徒”。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署名“牛汉”（张医生）的来信，对安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风进行了曝光。

　　这封来信被配上言论发表，在全国医疗界引发强烈震动。

　　此文的刊发，当即引起卫生部门高度重视，并派员到该院调查。此种情势下的张医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处境越发艰难。

　　偶然之间了解“回扣网络”

　　张医生最先是从医药代表那里了解了回扣网络。

　　2002年年初，张医生给其亲属看病，开了一些处方，但在交费时发现：明明是自己开的处方，交费单上的医生竟变成了“戚德如”。

　　但是，医院里根本就没有“戚德如”这个人。其后，张医生开始留心，发现自己所开的每一张处方都打印着“戚德如”的名字。“这是医院专门编出来对付像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的。

　　这样，药商就找不到处方医生，回扣的事也就不会被我们发现了。”几年精心收集回扣证据

　　事后，经过和医院的理论，2003年2月，张医生所开处方得以恢复真名。次月的一个傍晚，张医生收到了他的“第一个信封”。

　　张医生表示，他是严格按照病人病情需要来开药的，一个月下来也有1000－2000元回扣。“在安医大附院，一般临床医生每月收取的药品回扣在1000－5000元之间，狠一点的医生，一个月超万元很容易。”几年的沉浮，使张医生“聪明”起来，他精心收集了很多医药回扣的证据。张医生说，他收取回扣，就是为了收集证据，证明他所在医院的问题。捐出“带血善款”唤醒良知

　　2006年1月9日，安徽省妇联儿童部一工作人员说，“李存田”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捐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3年来捐助贫困失学儿童近百名，金额达4万多元，“这笔钱不是小数目，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究竟是谁？现在才知道‘李存田’就是张医生。”张医生说，把回扣捐作善款，并不能说明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这些善款本身就不干净，都是带血的。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社会的良知。”医改矛盾的交汇点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户籍人口6400多万，农业人口将近5000万，对于医药回扣的憎恶，民间尤甚。

　　2004年4月的一份调查显示，合肥民众对医疗行业的满意度只有19．4％。

　　同样出身寒微的张医生由于工作的原因，曾目睹许多病人看不起病的痛楚。他认为，医疗沉疴，行业不正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有社会大环境的问题，更是体制原因，其中涉及卫生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医院、药商、医保等方面，而医院和医生，恰是所有矛盾的交汇点。自称不怕走上祭坛

　　从1999年反映医药回扣至今，张医生不断地投诉、举报、取证。“有很多次妥协机会，但我都放弃了。作为医生，我本该多学医术，全身心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业中去，但我却‘不务正业’，走上了一条反对医药回扣的路。”“现在谈论值不值还为时过早，为了唤醒医生的良知，让普通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我不怕走上祭坛。”1月9日，张医生站在安医大附院急诊小区已破旧的房屋外，表情复杂，话语铿锵，他头顶早已稀疏的几绺头发，在深冬寒风的吹拂下，一根根倒竖起来。

　　此时，国务院一份有关全国医改政策的文件，目前正向各方征求意见，将于近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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