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黄禹锡事件　学术殿堂中的弄虚作假

　　韩国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回放

　　编者按：2006年新年之际，韩国学术界乃至全国上下被“黄禹锡事件”搅得沸沸扬扬，直到现在仍未尘埃落定。在感叹之余，我们是否也该自问：中国会不会出现“黄禹锡”？如果出现了，该如何处理？欢迎网友留言发表意见！

　　韩国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回放

　　克隆先锋黄禹锡：从民族英雄到国耻2005年12月，一名美国科学家致信《科学》杂志，要求从其刊登的黄禹锡研究小组细胞克隆研究论文中除去他的名字，并指出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的报告中有些部分是“编造的”。

　　2004年2月，黄禹锡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培育成功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他们在《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的研究小组攻克了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该篇论文署了20个研究人员的名字，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夏腾作为主要研究者名列其中。

　　夏腾在给《科学》杂志的信中写道：“我重新仔细研究了论文中的数据和图表，并考虑新得到的让人生疑的信息，使我对论文的准确性产生了重大的怀疑。”他说，“上周末，一名实验相关人员给我信息，称那篇论文有些部分可能是编造的。”全文12月15日，黄禹锡教授的重要合作伙伴、韩国Mizmedi医院卢圣一理事长称，黄禹锡当天承认，2005年在《科学》发表的论文中的干细胞其实不存在。

　　当天上午9时30分，卢圣一到黄教授住院的首尔大学医院看望黄教授，当时黄教授说“心境惨淡”，并说出了胚胎干细胞其实不存在的事实。全文12月23日，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就“黄禹锡造假事件”发表阶段性调查结果称，2005年刊载于美国《科学》杂志上的黄禹锡论文数据纯属伪造。调查委员会指出，这不是一起单纯的失误，而是蓄意造假的重大事件。经调查核实，黄禹锡教授论文所指11个克隆胚胎干细胞系中，9个是伪造，另外2个的真伪目前正在检验之中。

　　黄禹锡随即提出辞去首尔大学教授之职，并就造假事件向外界道歉。全文12月26日，韩国媒体报道，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上周末已接到“黄禹锡胚胎干细胞造假”基因分析结果，认定黄禹锡今年在《科学》杂志论文中所标榜的11个胚胎干细胞，除上次公布的9个是假的以外，另外2个经过基因分析也是假的。全文2006年1月10日，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委员长郑明熙教授在首尔大学文化馆礼堂举行记者会，公布了“黄禹锡科研小组干细胞成果”最终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禹锡科研小组2004年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人类核置换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成果与2005年发表的论文一样，全部出自编造。黄禹锡主张的独创核心技术―――“筷子技术”也很难得到认证。全文1月11日，韩国政府在总理李海瓒主持下，召开国政问题政策调整会，就黄禹锡科研组论文造假一事，出台了“黄禹锡事件综合对策”。政府决定，取消黄禹锡的“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免去黄禹锡担任的一切公职，并指派监察院对与黄禹锡科研组干细胞研究有关的科研经费支持体系进行监察。全文

　　当前中国学界之怪现状

　　数年以降，中国学界不断爆出各种丑闻，从前年招博不公的“甘德怀事件”到不久前的“周

　　劣质学术的表面原因在于学界、学人的急功近利，一些学术机构为了学术大跃进，给学人下达各种量化的学术指标，而一些学人也为了自身的利益，尽快“脱贫致富”、提高在学界的地位，而走上重量轻质的劣质学术之路。前述学术丑闻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君不见，多少人在数年间便著作等身，这身是怎么等的？除了一般非违规性的粗制滥造之外，不外下述几招：

　　1．抄袭同行；

　　2．一篇拆多篇；

　　3．教授侵占学生成果，师生相互利用；

　　4．找枪手代写专著、论文。全文

　　从黄禹锡事件看学术不端治理之道

　　如何看待学术造假

　　徐友渔：必须首先说明一个事实：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类似黄禹锡这样的学术造假事件都有可能发生。

　　科学家和学者急功近利，甚至不惜用造假的方式达到成功，这都不奇怪。因为他们是人，就具备人性中的弱点，这只不过是人性中弱点的暴露。其实，中国学界没有理由对黄禹锡事件幸灾乐祸：一是两个国家都想在科学技术方面赶超发达国家，容易引发学术研究急功近利的做法。二是比较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在韩国非常明显，这使得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自己的科学家也能够创造出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从而在心理上对其科研成果的把关不严格。

　　杨玉圣：出现学术造假，有科学家道德缺失的因素，也有学术发表制度的因素，还有影响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因素。外在环境的诱导和压迫、专家评审制度的漏洞，都是客观因素，而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和成果发表时缺乏学术诚信，是主观因素。我个人认为，之所以出现黄禹锡事件，关键还是出在黄禹锡本人及其领导的科研团队以及论文署名人群体。

　　事后反应值得关注

　　徐友渔：首先，首尔大学并没有因为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被曝光就迁怒于媒体，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事实真相进行调查，并及时、充分公布调查结果，正面回应民众和社会，这样的举措非常之好。另外，首尔大学如果不这么做，恐怕对它的影响也很不利。

　　这和一些大学或科研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学术腐败、学术造假行为被曝光之后，管理者不闻不问，包庇护短之风愈演愈烈。试想一下，如果首尔大学的校长不向国民道歉，不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事实真相，不向社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和处理结果，肯定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大学要向首尔大学学习。

　　杨玉圣：就整个社会而言，第一，舆论监督应加大力度，要对学术造假者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第二，学术界应进一步开展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与学科评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伸张学术正义。第三，被侵权者应当积极主张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不积极主张，可能是出于无奈，但却是很可悲的做法。

　　中国需吸取经验教训

　　徐友渔：我想首先还是科研经费怎么分配才公平合理。比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经费投入比以前要多，但是跟发达国家相比仍然不足。在经费极其有限甚至不足的情况下，还有相当大的资源浪费和不合理分配，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就太不利了。现在我们要把科技创新立为国策，显然创新中很关键的一环就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这跟科研经费的分配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科研经费分配仍然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受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创新事业。

　　再有就是在一些科研和学术活动中间，中国已经出现不少造假等学术腐败活动，没有一个健全的机制能够比较正常地防范和纠正这种行为。这两个问题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对此予以相当重视。搞科研或者学术研究的人应该更加重视两个问题：政府如何更加合理地分配科研基金；政府应该有更大的力度来惩处现已成为学术科研集体毒瘤的学术造假、学术腐败活动―――不然的话，科学创新这些想法可能会大打折扣。

　　杨玉圣：以中国之大、学人之多、学界之复杂、学术之参差不齐，与韩国相比，我们应该有一种更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学术回归学术，改善学术生态，改革学术评价机制，坚决维护学术尊严。韩国的黄禹锡事件，同样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俗话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又说，“亡羊补牢”。窃以为，黄禹锡事件的警示意义之一，恰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