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杨沫[31]

　　老鬼 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更难。但老鬼认为，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真实。作家老鬼直面母亲过去的经历，不为亲者讳。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

　　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14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给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

　　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

　　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14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

　　母亲却喜欢干净，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吃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命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变成“右派”，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东西就可以偷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围的工人都认为我母亲肯定不是亲的，亲生母亲没这么干的。

　　我猜想，母亲内心深处可能不满意我对姑姑比对她好。她曾给过我一条天蓝色的毛裤。我嫌太漂亮了，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后回到成都，这时钱全花光了。10日我从成都给姑姑寄过一封信，托她做父亲的工作给我些生活费。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此信一直保留到现在。

　　连载精编·人物传记 {31}（新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