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妞在北京》吸引美国读者

　　记录在北京的明星生活

　　她的大名叫蕾切尔·德沃斯金（RachelDeWoskin），但我们还是叫她“杜瑞秋”吧。这是她的中文名，一个优雅而吉祥的好名字。对她来说，这3个字还意味着一段辉煌的、梦一般的生活。

　　十几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两年汉语之后，她来到北京，在外企上班。忽然有一天，她被找去拍了一部电视剧，剧长20集，剧名叫《洋妞在北京》。她在剧中扮演的杰西，是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破坏了一位中国男士的家庭。

　　我总算在一本1995年的旧杂志《美与时代》上，找到了介绍她的一篇文章。“美国姑娘杜瑞秋就是一颗好苗苗”，文章写道，“她生得文静甜美，举止大方文雅，符合我国观众审美要求……”

　　不管现在的中国观众是否已经忘记了这部电视剧，还有那位“符合我国观众审美要求”的杰西，反正瑞秋对自己的肥皂剧明星经历念念不忘。半年前，瑞秋在美国出了书，书名就叫《洋妞在北京》（ForeignBabesinBeijing），副题是“新中国的幕后”。

　　她说，自己在中国演的是一部类似《欲望都市》那样的“晚间电视剧”，足有“6亿中国观众”收看，她在中国受到万众追捧，成了引导消费时尚的潮流明星。虽然她拿到的每一集的报酬，只有“可笑”的80美元。

　　这段经历改变了她对美国的看法

　　戏里戏外的生活，让她对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有了更多的了解。她说，在看到《洋妞在北京》的剧本之前，她从未听说过中国人懒惰的说法，但中国人自己却认为美国人就是这么想的。在拍有些床戏时，中国的摄影师建议，她的表演应该是“歇斯底里的”，因为在床上，“洋妞都是老虎”。瑞秋说，在东方人的眼里，西方女性就是如此。她在中国呆了6年，回到美国后又去上学，并开始写诗。但是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直历历在目。不久前，在接受著名的在线杂志《Salon》采访时，她说，不仅仅是中国人对西方存在着文化上的误解，美国人看中国时同样如此。“我真是觉得头昏脑涨，”她说，“因为美国人意识不到，北京是如何新潮，如何引人入胜，中国的年轻人又是如何国际化，事实上，他们跟美国的年轻人是一样的……我受不了这里人人都认为中国还和1949年时一样呆板。”

　　这正是她写作的主要动力，讲她自己，讲别的“洋妞”，以及她的中国朋友们，但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处在全球化时代、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中国，尽管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东西，在她看来并不总是好的，比如“消费主义成为信仰，公司如传教士般驾临”。

　　她自己也发生了变化。“当我回到美国，我对美国的看法完全改变了”。瑞秋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给了我一个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美国的视角……我看美国新闻时，就像一个成熟的观众在看道德剧，而不再是一味相信CNN了。”

　　瑞秋在书中所表现出的幽默甚至欢闹的风格，同样令我印象深刻。书中有些章节的名称，直接音译自中文，或加印汉字，如“脱裤”、“二奶”。这些喜剧性的场面，大多来自中美两种文化间的冲突，特别是语言上的误会。比如，她总是把“严格”说成“阉割”，害得自己在男同事面前大出洋相。

　　在美国的销量相当不错

　　《洋妞在北京》的出版，正逢美国媒体对中国密集报道的2005年，因而非常引人注目。《纽约时报》给了她非常好的评价，路透社也对她做了长篇专访。当年她的剧照、她在中国小报头版上浓妆艳抹的明星照、她在秀水街“招摇过市”的照片，也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刊上。一份在线杂志《全球主义者》（TheGlobalist）则将它选入了2005年关于全球化的十佳图书。在精装本出版近一年后，《洋妞在北京》还将于今年4月推出平装本，可见此书在美国的销量相当不错。另有报道称，派拉蒙公司已经买下了此书的电影版权，准备将它搬上美国的大银幕。

　　这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中国以更具魅力的面貌出现于世界舞台的21世纪的开端。《洋妞在北京》的广受关注，正好反映出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关注，更可让我们体会到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必要。▲

　　《洋妞在北京》选译（相关链接）

　　我搬到了一个叫“方庄”的居民区，它的意思是“郊外的农庄”，每月租金800美元，因为我知道另一个老外，一个为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红发女住在那儿。她说，她和她研究大熊猫的美国男友，已经在那里住了6个多月，还没被赶出去。我被说服了。

　　这地方本身就是个无计划的迷宫，到处都是大门、工地，政府建设的高楼就像灰白的植物，从地里长出来。我住18层，在四号

　　楼。显然，四这个数字让我减付了房租，因为“si”，就是四，与另一个“si”音同字不同，后者意味着死。一和四放在一块儿，则有要死或垂死之意———所以中国的楼房是没有14层的。

　　先别说我那又激动又倒霉的楼号了，我一直都记不清自己住哪幢楼。从我的窗子望出去，有十几座大楼跟我住的一样。

　　我的租金中所含的一项，是北京当地生活里极其荒谬的体验。每晚11点，所有电梯都要关闭，这样一来，几乎一周五天，我都得爬18层的楼梯。水泥楼道里没有灯，所以我就带了一只手电筒，放在公文包里。

　　这是幢新楼，电梯是自动的。但是每架电梯运行时，都有一个操作员，因为它们不只是电梯，还是“铁饭碗”———是公民们永远都能保有的稳定工作。人人都要有工作。晚上11点，电梯工和电梯们会上床睡觉。早晨5点，他们醒了。每天早晨，我都会和其中的一位有同样的交谈。“你头发是湿的，”她每天都说。（“对。”）“你刚洗过头吧？”（“对。”）“你上班去。”（“对。”）▲

　　（康慨译）

　　《环球时报》(2006年01月20日第二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