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保庆：政令不通引发许多问题

　　在公众眼里，他是一个敢讲真话的部长，媒体说他是一个“个性高官”。2005年8月29日，他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八个省助学贷款不作为，指责高校领导乱收费，言辞之激烈，令媒体大吃一惊。他的这番讲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也因此成为一个明星官员。而就在那次“骂人发言”的两个月后，他正式卸任，这引发诸多猜测。他卸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告别？他有着怎样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

　　1月21日15点40分，上海东方卫视《今天的中国》栏目播出了对张保庆的独家专访。在长达近四个小时的采访中，面对主持人朱敏怡的提问，张保庆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评价和反思，批评官场积习，坦言中国教育在育人的问题上没解决。尽管言辞依然犀利，但在谈到父亲的嘱托和讲述一个山区女教师的故事时，竟忍不住落泪。

　　以下是《今天的中国》节目文字实录：

　　关于批评很多文件的落实远远不够

　　朱敏怡：“点名”这件事是先都计划好的，还是你在现场的时候说的？

　　张保庆：绝对不是即兴的。这次新闻发布会之前，我们是经过教育部党组认真研究的，包括要不要点名、包括以后的惩罚措施，那都是党组定的。

　　朱敏怡：在（2005年）8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你对媒体说，“反正我要退休了”，这句话好像媒体的反应也比较大。假如说你现在知道自己可能未来还有两年、三年任期的话，你还敢这么做吗？

　　张保庆：点名批评、惩罚措施，这些事跟我还继续干不继续干没关系。继续干也得批，可能批得更狠。但是为什么群众对这件事有点误会？后来我想也不该说那句话，因为当时说得激动了嘛。有些地方不像话，三番五次搞，国务院的政策不听，没人敢批评你们，我现在要批评，后面就带了一句话“反正我要退下来了”。这句话不该加的。

　　朱敏怡：你的发言对助学贷款事业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但是你的风格，包括个人为官、做事、讲话的风格，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说张部长这样是违背了官场的潜规则。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保庆：不完全同意，但是有一定道理。因为有人说官场的所谓潜规则，就是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实际上也不是这样。从我的工作经历来讲不是这样，但是我也不否认有些意见不敢发表。不敢大胆发表意见这种现象我认为还是存在的。

　　朱敏怡：存在普遍吗？

　　张保庆：还是相当普遍的。

　　朱敏怡：说到这个，我就记得你曾经感叹过中国很多问题就是政令不通。

　　张保庆：我承认现在发了很多文件，包括国务院发的文件，包括我们教育部发的文件，在现实中，很多文件的落实还是远远不够的，或者大部分都没有落实。

　　朱敏怡：能够落实的占百分之多少？

　　张保庆：我老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有20％、30％落实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了。基本好多都不落实，他们以发文件代替落实、以开会代替落实，根本就不是在“干”上来落实，这是不行的。

　　朱敏怡：为什么落实不下去？

　　张保庆：就是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一些人没有事业心，也没有责任心。他每天琢磨的，不是如何把工作做好、把文件落实；他每天琢磨的，大概是自己的升官吧，现在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现象。

　　关于教育中国教育绝对不能市场化

　　朱敏怡：高等教育发展太快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作用？

　　张保庆：太快带来几个问题：一是政府投入跟不上。你想想，过去每增加一个高校本科生，按规定政府得投四万到五万块钱。就业问题，还有质量问题，另外还有整个社会承受、国家承受能力问题，所以这都是很复杂的。但我历来不主张大起大落，过去我们叫“积极发展”，现在叫“稳定发展”。教育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我说句再严重的话，绝对不能按市场经济这套来办教育，搞教育工作的人更不能急功近利。所以我说过一句话，教育要讲政治但教育不能讲时髦。私心很重的人，是不能搞教育的；一天到晚想当官的人，也不能搞教育。因为教育不像修座楼、修座桥，你想马上见效果，不可能。有些急于升官的人，他能等三、五年吗？所以我就是老讲两句话，教育太重要了！把教育工作搞好太难了！

　　朱敏怡：你刚刚讲，中国教育绝对不能市场化，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教育不能产业化。

　　张保庆：我态度是很坚决的。但是准确的说法是，在办学指导思想上不能产业化，这是毫不动摇的。“产业化”另外的含义就是商业化。也不是说教育不可以办产业，分歧就是一个词———“化”，不能“化，“化”了就要出问题。

　　朱敏怡：那你觉得助学贷款落实不下去，到底是银行的责任，还是地方政府的责任，还是说高校的责任？

　　张保庆：都有。

　　朱敏怡：根结在哪里？

　　张保庆：根结我看还在政府。因为什么呢？因为牵扯到许多部门。我们国家有些工作，如果提到多部门的话，那谁来统筹协调啊？政府啊。

　　朱敏怡：很多学生上不了学，你觉得是因为高校的收费过高吗？

　　张保庆：有这个因素。那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讲，应该说收费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且我算了算，按照我们的政策规定，全国高校收费标准是三千五到四千块钱，但很多学校是变相收高了，按照现在的收费标准，我认为是偏高了。有没有办法降下来？如果可能，要慢慢降下来。现在降它，实际上把标准往下降，他可能不同意，就是要规范收费。现在主要是个“乱”，把这个“乱”字治住，就好一些。

　　朱敏怡：现在你觉得关键是卡在学校这个部门，是吧？

　　张保庆：现在我有一个判断，我认为高校的乱收费是高校领导在乱收费，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不是政府，政府是屡次强调要稳定收费，主要是高校有些人在通过花样变相收费。

　　关于遗憾

　　育人这个问题没解决得好

　　朱敏怡：那咱们再回过头来，以前这么多年有哪些遗憾呢？哪些工作没有做得更好？

　　张保庆：比方说这几年来，我总认为我们教育在育人这个问题上解决得不好，或者说这个问题没解决，这是教育最本质的东西。教育到底要干什么？教育说到底要培养人，那起码要会爱人民、爱国家。这问题没解决，没有解决好啊，没有很好地解决！

　　朱敏怡：我相信基金会应该是你原来事业的延续。你觉得你大概会帮助多少学生？

　　张保庆：看基金会将来能够募集到多少钱。

　　朱敏怡：你的理想是募集到多少钱？

　　张保庆：我是想募集到几十个亿。至少得有个二十亿左右，这样才能干一番事情。因为中国太大了，我们现在中小学学生到高等教育的学生加起来，困难学生至少四千万。四千万你怎么办？你想四千万是什么概念呢？但是我想，一个是尽量募集到更多的钱，第二是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主要重点就是资助困难学生。但是它资助的对象，它解决问题的重点，恐怕是管特殊问题的。面上的东西政府还得管，该怎么管怎么管。基金会等于是政府工作一个辅助的手段，应该说它的准确定位是资助困难学生的一个渠道，这是第一；第二，它不能代替政府；第三，它是补位的，就是政府一下子兼顾不到的，或者一下子不便搞的，基金会必须要补上去。所以我的定位都包打天下是不可能的，但特殊困难户一定要解决，这是我们特殊的、突然性的这些困难，基金会一定要及时地帮助解决，这个我们相信还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说，将来我们在报纸上会公布，以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你不要再哭了，更不要随便放弃上大学机会，解决不了你找我们吧。我们会马上派人去帮他解决。

　　张保庆：要自己守住自己（相关链接）

　　朱敏怡：很多人很关心、很想了解你的过去。你卸任的时候，再回忆37年的工作经历，有没有想过过去哪个时候、哪些情景是比较深刻的？

　　张保庆：使我一辈子都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我考上大学之后，为了省点路费，我们家里的人不坐公共汽车，我父亲跟我背着行李，一起步行了15里地到县城。那时候我们那儿不通火车，后来到了县里面坐公共汽车，我父亲给我送上车的时候，突然说了两句话，我老父亲是个农民，典型的农民，平常不多说话的。我老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保庆啊，你考上大学了，你也算长大了，这个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要记住两件事：一辈子不要贪财；一辈子不要贪色。我父亲突然讲这个话，我路上琢磨一路。

　　这句话听进去了，我是真听进去了。后来随着生活、工作，是越来越感到老父亲这两句话很伟大。因为对财、对色怎么看，是一个人做人的基础。现在许多腐败的干部被拉下水，都在这两方面栽跟头。而且许多人从色入手，我们好多腐败的高官养情妇。养不起，怎么办？他要想法弄钱。所以我在内部说过开玩笑的话，过去毛主席讲的，警惕被糖衣炮弹所打中。现在糖衣炮弹满天飞呀。你不打它，它打你。这个就是廉洁自律，要自己守住自己，不容易的。

　　《江南时报》(2006年01月22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