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成科学家曾作假

　　本报综合报道“伦理与科学是驱动人类文明前进的两个车轮。”这句话是黄禹锡2005年11月24日在辞去“国际干细胞研究中心”主席职务时的反省之辞。但是现实却是包括“伪造、篡改和剽窃”在内的科学不端行为愈演愈烈。当黄禹锡在全球目光的关注下从国宝级人物沦落为人所不齿的骗子时，东京大学教授多比良和诚的论文造假事件和挪威癌症专家论文造假事件也逐渐浮出水面。美国一项调查更显示，有三分之一的科学家在研究中曾出现不端行为。

　　科学家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造假达到成功，暴露了人性中的弱点。“假与盗”正在蚕食着人们对于科学的信任。完全杜绝科学造假的确非常困难，但这绝不应该成为对其不闻不问的理由。在呼吁强化科学家伦理道德水平的同时，这一系列“假与盗”问题令人们反思更多的是如何改进体制，减少科学造假事件。文字：肖显

　　本报综合报道岁末年初，当国内外报道和关注科技的媒体都在盘点年度突飞猛进的科技新进展时，接连发生的科研造假事件却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分享科技成功的心情。

　　短短几个星期之内，黄禹锡这位国宝级人物就沦落为人所不齿的骗子。“除了克隆狗其他都是假的”这个结论再次提醒人们科学打假的迫切性。而在全球目光都在投向黄禹锡的时候，日本和挪威也相继爆出论文造假事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多比良和诚的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等权威学术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多篇利用RNA人为抑制基因作用的论文，一度引来科学界关注。2005年4月，日本RNA学会认为他的多篇论文有“水分”。2005年9月，调查委员会要求多比良教授再现论文中所提到的实验，但他到目前为止只完成了部分实验。而在14日，挪威综合癌症中心官员斯坦·瓦莱尔承认，2005年10月出版的《柳叶刀》杂志刊登了该中心一名研究人员关于治疗口腔癌的论文，当中列举的数据纯属编造。他说：“他根本没有使用这两个数据库，而是自己编造了数据。”

　　美国遭造假冲击

　　就算审查体制最完备的美国也无法躲过“假与盗”的冲击。近几年来，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造假次数持续呈上升趋势。2004年，美国遭到举报后披露的科研造假案达到274起，比2003年增长50％，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纪录。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承认在过去三年中有过不端科学行为。布赖恩·马丁森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健康伴侣”研究基金会的社会科学家，他和同事通过邮件的方式对接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几千名研究人员进行了匿名调查。

　　3247位在职业生涯早期和中期的科学家对这项调查作出了答复，其中不到1.5%的人承认曾经有弄虚作假或者剽窃行为，这是调查表所列清单中最严重的不端行为；但是，15.5%的人说为了应付来自基金组织的压力，他们曾更改过实验计划、实验方法甚至研究结果；12.5%的人承认他们滥用了“别人”的错误研究数据；7.6％的人则表示他们曾在临床实验过程中忽略次要研究规则。

　　物理领域也出现造假

　　过去，物理研究领域一直都远离科研打假。其重要原因是物理研究人员的工作常常涉及精确的测量，而这些测量必须能相当快地和方便地重复进行，这意味着如果有人伪造篡改数据，其行为能被他人很快察觉。然而，这块净土近年也被无情地抹上了一笔重重的黑墨。2002年，美国新泽西发光技术贝尔实验室的亨德里克·舍恩被揭发：他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至少在16篇论文中存在伪造行为。舍恩从1998年进入贝尔实验室起，短短3年时间先后在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80多篇，不少人认为他是诺贝尔奖的未来人选。舍恩声称研制出了分子晶体管等一系列重大成果，但随后证明这些成果是捏造出来的。

　　2005年则爆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35岁的副教授帕里耶斯案。帕里耶斯2000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先后在《科学》、《自然遗传学》等著名刊物发表过10多篇论文，被誉为免疫学领域的世界级“神童”。由于承认自己在多份文献、拨款申请和一份研究报告中伪造研究数据，2005年10月他被学院开除。

　　追求新奇时髦导致论文造假频出

　　本报综合报道美国记者威廉·布罗德和尼古拉斯·韦德曾在《背叛真理的人们》一书中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并不都那么诚实，他们实际上得到的实验结果也并非像他们报告的那样。追求名望、赢得荣誉和博取同行的尊敬，这些欲望对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动力。”

　　大部分人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出成果。在这种心理下，有时候就会缺少严谨的科学态度。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被访科学家表示，如果有数据和自己的结论相左时，会选择对那些数据视而不见。

　　在克隆这一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包括黄禹锡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家都明白新发现和新技术左右着他们的荣誉和利益。在这场竞争中，黄禹锡迷失了方向。

　　社会氛围导致学术造假

　　影响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因素也会间接导致学术造假。韩国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指出，韩国公众之所以给予黄禹锡如此崇高的荣誉与该国公众的某种心态不无关系。近年来，韩国的经济和社会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受此影响，“高速文化”成为韩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韩国政府、科学界被黄禹锡的研究成果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迷惑，对研究成果深信不疑，并全力支持其“假研究”，普通国民也对其展开了个人崇拜。韩国MBC电视台经过数月调查，于去年11月22日播出专题节目“黄禹锡神话的卵子疑惑”，引发一场地震。但电视台随即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低头认罪”，还把节目制作人停职处分。“健康伴侣”研究基金会的布赖恩·马丁森认为，发表论文和赢得经费的高压也是这些不端行为出现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近年来科学家在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压力越来越大。每一种学科都拥有自己的权威刊物：物理学家有《物理评论快报》，细胞生物学家有《细胞》，神经学科学家有《神经元》等。而《科学》与《自然》可以说是仅有的两种涵盖几乎所有学科的主要刊物，因此新闻记者每个星期都会通过这两份杂志了解最新的科学发展态势。

　　由于《自然》与《科学》拥有极高的“能见度”，论文提交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据《自然》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透露，目前《自然》每年会收到1万份手稿，而且这一数量每年还在不断攀升。菲利普·坎贝尔说：“这部分反映了世界上科学研究活动的增加，同时也反映了资助机构和政府过分强调论文发表率以及论文引用率。”

　　技术手段无法保障诚信

　　《自然》和《科学》的影响力很大是一回事，它能不能承担起科学看门人的角色又是另一回事。事实是，这些造假行为是很难察觉出来的。在黄禹锡事件上，在接到原稿的时候，《科学》的编辑们几乎立刻就认可了这些论文。日内瓦大学遗传学家、《科学》评审编辑委员会成员丹尼斯·杜布尔在1月6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透露，这些论文获得推荐的原因是它的“新奇、独创性和时髦”。

　　在“黄禹锡造假案”之后，《科学》杂志编辑部初步提出了三点措施补充审稿制度。这些措施都是针对“黄禹锡造假案”暴露出来的问题。比如，要求论文所有作者说清楚自己在科研中的具体贡献，就是针对黄禹锡研究小组发表论文时署上不少无关人员的名

　　字、出问题时互相推诿责任；要求所有作者签署同意论文观点的声明，就是要保证造假者无法通过自己研究小组的“内部关”；改进图像识别技术，就是为了防范黄禹锡那样用假照片“蒙混”的人。但是技术手段无法保障科学诚信。《科学》杂志总编辑肯尼迪曾表示：“在没有明显证据或者属于故意误传的差错的情况下，同级审查机制是很难查出这些错误的。”要验证一项科研成果的真假，最好的办法是复现检查，也就是由其他研究人员重复进行实验，如果得到同样的结果，就可以承认这一科研成果是真的；反之则为假。但是，如今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浩如烟海，要挨个检查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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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也造假

　　本报综合报道20多年前，《纽约时报》两名科学类新闻记者布罗德和韦德撰写了《背叛真理的人们》一书，集中探讨了科学界的弄虚作假行为。

　　书中列出了历史上一长串不诚实科学家的名单：托勒密以“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著称于世，但他大部分的观察不是夜间在埃及沿海进行的，而是白天在亚历山大的图书馆里查阅一位希腊天文学家的著作，把他的成果据为己有后搞出来的；牛顿“以空前绝后的技巧”“调整”了他关于声速和二分点岁差的计算，修改了万有引力理论中一变量的关系，以便使它同理论正好吻合；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因首先测出电子的电荷而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为了使自己的实验结果更令人信服，违反科学实验的一般规范，挑选了最好的数据加以发表……

　　2000年，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交代，在他的考古生涯中共伪造了42处考古遗迹，他的手法是“自埋自挖”。2005年初《明镜周刊》和《卫报》披露，世界考古学界的泰斗、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家雷诺·普罗茨教授竟是一个捏造了多起惊人考古发现的超级骗子，事后一位考古学家无奈地说：“由于普罗茨捏造的科学发现，发生在4万年前到1万年前的人类发展史必须彻底重写。”

　　点评

　　道德与“鞭子”

　　林肯曾经说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对于黄禹锡、多比良和诚、舍恩、帕里耶斯这些“科学骗子”来说，现在才品味这句至理名言恐怕是为时已晚。

　　科学造假行为的一再发生，表明学术不端行为正在愈演愈烈，也向人们展示了根治“学术造假病”的难度。

　　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想完全杜绝学术造假几乎不太可能。即使在《科学》杂志编辑部的反思中，编辑们仍然坚持认为，对研究人员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建筑在诚信基础上的事业”。

　　完全杜绝学术造假的确非常困难，但这绝不应该成为对其不闻不问的理由。消除学术造假现象，不能只靠科学界和科学家本身的自律，还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手段作保障。

　　在黄禹锡、舍恩、帕里耶斯等事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有关方面的较真态度。舍恩是美国贝尔实验室77年历史上查出的第一位造假者，毁了几代科学家创下的良好声誉，但贝尔实验室不避“家丑”，认真面对同行的质疑，邀请专家前来调查，并在得出结果后毫不留情地“清理门户”。帕里耶斯“东窗事发”后，也曾有人为其求情，说是“人才难得，最好再给一次机会”。但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态度却极其坚决。

　　在黄禹锡事件上，首尔大学最终调查报告认定黄禹锡论文造假后，韩国政府立即决定取消黄禹锡“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他担任的一切公职。韩国检察机关成立特别小组，就“造假事件”展开调查。韩国政府当机立断的学术打假勇气，令人钦佩。

　　纯洁的学术环境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而要维系一个纯洁的学术环境，不仅要依靠诚信文化的作用，而且要依靠学术规范的力量。前者具备道德的力量，后者则拥有惩戒失信的“鞭子”，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本报记者肖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