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晓波我常觉得，熊丙奇先生与其说是一名学者，不如说更像一个新闻人。说他是学者，是因为他有着教授的头衔，有着对中国高等教育长期而深入的思考；说他像新闻人，是因为他对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问题是如此的敏感———并且，他采用记录与观察的方式，以新闻人的惯用手法，直接指向高等教育最本质也最苍白的一面。
他的努力，在2004年让我们看到了《大学有问题》一书。该书甫一问世，就引起了
轰动。在这本书中，熊丙奇作为一个提问者站了出来，他把目光聚焦于那些我们都很熟悉又或许有些漠然的问题上面：学术自由成为奢侈品、招生腐败、收费混乱、教授们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他的提问是极好的议程设置，使得社会舆论重新关注高等教育中这些无法回避的命题。问题的提出终究是为了被解决的。为了求解大学的问题，熊丙奇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约请复旦大学原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著名画家、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等15名教育圈内的知名学者，对话会诊大学问题，“绘制”出一幅由行政思维与特权治校构成的“大学利益结构图”。
诸多大家们在会诊后开出了许多药方，那些富有见地和洞察力的见解一一呈现在《体制迷墙》这本新书中。不过，仔细剖析药方，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沉疴，却是药性不足的。换言之，仅仅针对体制下药，是否足够对症呢？
熊丙奇先生和他的《体制迷墙》一书，在尝试着做出回答，但又最终没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不是他的责任，他已经努力了。关键在于，教育的问题，并非教育界能完全地自我解决。比如，面对行政思维与特权治校的尴尬现状，你能说这是教育界独有的问题吗？你能说官本位的思想是我们的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们独享的么？
所以，体制的迷墙，其外延还要拓展到大学之外，拓展到教育界之外。我们甚至可以说，教育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大学的体制改革，不过是整个系统性的变革中一个环节而已。没有其他环节的发力，没有人与体制的互动，单靠大学自身，恐怕注定无法穿越体制的迷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