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遭冷遇”又是一个信号

　　日前，著名作家梁晓声在绍兴文理学院演讲时，讲述了他不久前从西部回北京时坐民工列车时的感受。他说：“周围一片是冷若冰霜的目光，对于他们（农民工）来说，我是一个另类。”。梁晓声告诫大学生们：“不要忘记农民工不但是我们的同类，还是我们的同胞”。（2006年第1期《政协天地》杂志P7）

　　梁晓声是当代著名的作家，这样的“红人”应当走到那里，都少不了掌声和鲜花。

　　最近一些年来，从政府到媒体以至到许许多多的市民都十分关注农民工问题，积极主张善待农民工、平等对待农民工，为此也付诸了许多实际行动，但是却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农民工对城市、城里人的看法。笔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关怀农民工还是出于“功利心态”。人们通常认为，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企业的生产、市民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农民工，所以，要善待、平等对待农民工。这样的理解固然不错，但注重的仅仅是农民工具有“为我所用”的工具性价值。在这种功利性逻辑的指导下，只要是对自己“没有用处”或“用处不大”的民工，自然就加以歧视乃至排斥。这样一来，就是善待农民工个体，而非善待农民工群体，就难以在全社会形成平等对待农民工的浓厚氛围。从更深层次讲，在农民工问题的话语中，作为发言者的“我们”似乎与广大农民工是分立的。我们往往以我们城市、企业、家庭、个人的需要来看待农民工，而很少以同属一个社会的成员和公民来看待他们。因此，农民工作为人、作为同胞、作为公民权利的主体往往被忽视了。当我们呼吁平等对待、善待农民工时，当我们去帮助救济农民工时，不少人是抱着同情、施舍的心理以及功利性目的来表现仁爱和友善。在这样的基础上，农民工是很难获得真正的平等的。

　　限制、歧视农民工的行为与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为关键、最为根本的是，对待农民工的观念与感情问题。如果观念与感情转变不过来，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平等对待农民工、切实尊重农民工、自觉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名作家遭冷遇”这个信号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农民工如何对自己，我们就要如何对待农民工。也就是说，平等对待农民工，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一种恩惠，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权益的保护。

　　(稿源：红网)

　　(作者：廖建江)

　　(编辑：实习生：万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