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小说的“诽谤罪”成立吗？

　　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因涉嫌以小说的形式诽谤他人，63岁的湖北大学教授涂怀章被13名“对号入座”者告上法庭，武汉武昌区法院最近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称，小说《人殃》虽未写真实姓名，但根据作品能够推知出特定的诽谤对象，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一审判处涂怀章拘役6个月。

　　“小说诽谤”是个啥罪名

　　小说不是史记，不是通讯报道，可以虚构，因此，在小说中只要没有直接点名就不能认定为是谁，如果自行对号入座，无异于自作多情、自寻烦恼，而以“小说诽谤”之罪来给作家判刑，我认为实在荒唐！

　　所谓诽谤，应该是无中生有；既然无中生有，又怎会有人对号入座？那些发起诉讼的人，是可以去使用法律武器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然而让人十分不理的是，一个胸襟广阔、内心坦荡的人，既然认为内容是捏造，那么为什么担心会影响其名誉呢?

　　说到法院，法院的判决是否过于轻率了？小说是虚构的，法律是重证据的；小说是用来欣赏的，即使讽刺时政、揭露某些丑恶现象，也是为了给人们以警醒，决不应该仅仅因为作家的几句良心话，几篇反思文章而定罪。可我不知道怎么就凭一部小说而审出了这桩诽谤案，这很难说是法治的产物，倒有几分人治产物的嫌疑。

　　文学艺术家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如果没有了敢说真话、反映真事的文学艺术家，我们这个社会自然就没有了灵魂。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四川省成都市何勇海

　　假如石壕吏们也要告状

　　依照武汉市武昌区法院某些法官的思路，历史上诽谤他人而逃脱法律制裁者真太多了。除了杜甫写过的《石壕吏》，诗人白居易也曾编《讽谕集》，收诗172首，一经发表，“权豪贵近者相目色变，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当时居然没有获罪。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在《窦娥冤》里除了影射楚州最高地方官桃杌，还竟敢指天骂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清代作家吴敬梓在《聊斋志异》中，将一些“问题干部”骂为连狐妖都不如的牲畜，是否也侵害了这些人的“名誉权”？还有国外的巴尔扎克、莫泊桑、福楼拜、契诃夫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哪个不是靠“诽谤”出名的？如果现在涂怀章的小说算是侵害“名誉权”的罪证，那么上述这些作品又是什么？

　　当杜甫等人也涉嫌侵权，定是石壕吏们以及桃杌等贪官喜笑颜开弹冠相庆之时。有了这个绝妙好用的“诽谤”大帽子封住文人们的嘴和手，世间再无批判之声，今后估计也没有多少人敢于用文学的手法反映社会生活。

　　 河南省郑州市张培元

　　现实主义小说会终结吗

　　法院的判决称，小说虽未写真实姓名，但根据作品能够推知出特定的诽谤对象，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从法律的角度看，诽谤罪，是指故意编造莫须有的事实并四处散布，以中伤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诽谤，俗称造谣，其对象明确，无明确对象的，不构成诽谤罪。法院既然认定是一部小说，就不应该忽视它的特征———虚构。小说中没有一个姓名、地点是真的，却因为有人对号入座而使作者被判刑，这是无视文学创作规律的荒唐行为。将虚构的东西作为判定案情的证据，文学创作将如何进行？如果照此逻辑，在大多数文学名著上，几乎每个被贬损的对号入座的对象都会有理由起诉作者，天下岂不乱了套？

　　写小说被判刑，是法制建设的又一不谐音。一切现实主义的作品在生活中必然有所本，不可能完全凭空虚构。如果将小说简单地进行这种虚实对应，只会造成一个严重恶果，就是一切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可能都会构成诽谤罪。司法的泛滥将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终结。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浙江省温岭市林卫萍

　　“对号入座”是文明的悲哀

　　看到这样的新闻，恍惚有“清风不识面，何故乱翻书”之感，在现代社会，竟然还发生如此“对号入座”的类似案件，实在感到悲哀。

　　首先是13名“对号入座”者的悲哀。我们生活中的人必然会在小说中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十分正常，这也是小说的目的，看到卑鄙与丑陋，就应该惊醒反思改进；看到高尚与美丽，就应该升华，进步，而13个读者竟然硬要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实在是“自作多情”。

　　其次是现代执法工作者的悲哀。作为法院执法的工作人员，竟然“根据作品能够推知出特定的诽谤对象”，就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在阿Q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有国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世界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如果依次推理的话，那么，要起诉鲁迅先生的将何其多矣！

　　武汉市作家协会就此事发表的公开信称，“如果《人殃》公案尘埃落定，就会滋长‘对号入座’的恶讼之风，令作家们人人自危。”我十分支持作协的观点，如果大家阅读小说是为了寻找诽谤证据，那将是民族的一大悲哀。

　　 河北省冀州市殷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