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归隐大山的“合作医疗之父” 覃祥官

　　楚天都市报 记者胡成 通讯员 胡振栋

　　当年覃祥官在治病的情景

　　覃祥官在劈柴

　　核心提示

　　73岁的覃祥官在40年前因首创农村合作医疗而名声大噪，他从一个“赤脚医生”成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后迅疾消失在政坛。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再度兴起之时，记者到长阳县山区探访了这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老人吐露了心中的酸甜苦辣。

　　一个“标准的毛牌干部”

　　记者在省档案馆《20世纪湖北名人档案》中，查阅到了饶兴礼、马学礼、吴天祥等“旗帜式”的当代名人档案，也看到一个看似陌生的名字———覃祥官。

　　翻开尘封的历史，记者看到覃祥官受邀参加建国20周年天安门城楼观礼的请柬、省委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文件等等。

　　这个曾大红大紫的“赤脚医生”近况如何？1月5日，记者踏着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第一场大雪，探访归隐大山近30年的“农民厅长”覃祥官。

　　在榔坪镇乐园村（原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海拔千米的大山上，73岁的覃老住在土改时建造的土屋里。覃家大门上、堂屋里，贴满了毛泽东的画像，竟有15幅之多。覃老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标准的毛牌干部”。

　　覃老一生4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是他一生的荣耀。他曾5次到北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每一次都失声痛哭。1993年他退休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县城买幅毛泽东画像。他说：“天天看着毛主席，吃饭睡觉都香。”

　　烤着火塘，吃着烤洋芋，喝着罐罐茶，覃老讲述他的人生传奇。

　　覃祥官出生贫寒，只读过3年小学，是乐园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他之所以想创办合作医疗，原因有三：他年青时得了胃病，把土改时分的两匹马卖了都没治好病；他二姑娘5岁时患肺炎夭折；1965年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公社有千余人感染疾病，一个小湾子一天就死了4个儿童。

　　“小病拖，大病磨，请不起医生请巫婆”，覃祥官深知贫苦农民缺医少药的悲惨现状，他想依靠集体力量创办合作医疗。1966年8月，他在杜家村卫生室创办合作医疗，成了一名“赤脚医生”。

　　杜家村的合作医疗是以“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医疗费，大队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平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其它一切全免。

　　杜家村的经验迅速推广，《人民日报》当年报道：“全公社除四类分子以外，已经有99%的人自愿报名参加了合作社”。

　　随毛泽东登天安门城楼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为题，隆重推出了乐园经验。文中说，乐园经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称赞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毛泽东看了这篇调查报告，盛赞说乐园经验“是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乐园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以“一把药，一根针”的原始方式初步解决了农民就医的问题。

　　贫困偏远的杜家村吸引了全国5万多人前来取经，长阳县、乐园公社为此专门设立接待站。

　　1969年10月1日，覃祥官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庆祝国庆20周年的大游行观礼。他还清晰地记得，住在中南海的时候，蔡畅、邓颖超大姐还亲自为他叠被子。

　　在他人生的高潮时，只有他的老母亲在哭泣：“你一个放牛娃，哪有这天大的福气，我是怕你跳得高摔得重啊！”

　　之后，覃祥官被任命为宜昌地委委员，连续当选全国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多次出国访问。

　　覃老从楼上给记者拿来几样“稀罕东西”，折叠伞、计算器、可以戴在手腕上的收音机。他说，这是1974年他出访日本时的礼品。这些洋玩意惹得乡亲打着火把赶夜路来看稀奇，甚至地委、县委领导也爱不释手。那个收音机最让他满意，他常常戴着它半夜出诊，收音机一响，野兽就不敢来了。

　　“赤脚医生”当上副厅长

　　1976年10月，他从菲律宾访问回来后即收到省委文件，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他搭货车赶到武汉，卫生厅的门卫将这个穿草鞋的“赤脚医生”拦在门外，直到他掏出任命文件才放行。

　　覃老告诉记者，自从做了副厅长，他才感到自己是多么不适合做官，坐办公室、开会、画圈，机关生活让他疲惫不堪。星期天没事，他不是上大街摆药摊给市民免费诊病，就是拿起扫帚打扫机关楼道、厕所，于是有人说覃祥官“不像官”。

　　实在受不了机关生活的“煎熬”，上任3个月后覃祥官辞官还乡，当上了乐园公社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

　　自此，覃祥官的人生渐入低谷，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合作医疗纷纷解散。他种药材的500亩地被分田到户，他养的梅花鹿、香獐也被放跑了，有的还被野狗咬死在荒野。

　　覃祥官非常苦恼。他染上了烟瘾。

　　有一个县领导曾嘲讽他说：“老覃呀，我看你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个极左的东西，要批判。”覃祥官愤怒地说：“要坐牢，我一个人坐。”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广受农民欢迎的医疗制度，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其覆盖率却从鼎盛时期的90%下降至低谷时的5%左右。仅以长阳县为例，40%的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2002年10月，中央做出决定，强调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长阳县成为试点县。

　　长阳县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是每人每年30元，财政补助20元，农民缴纳10元，以大病统筹为特色。截至目前，该县35万农民中已有29万参与合作医疗，享受补助1926万元。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国家决定加大财政支持，于2008年全面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覃祥官笑了，他动员老伴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

　　晚年困难动了凡心

　　1993年，新华社记者在《“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一文中，首次将此称号送给了他，之后许多新闻媒体便援引这种说法。虽然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覃老还是接受了这一殊荣。

　　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他有3个姑娘，他的二姑娘早年夭折，大姑娘前几年去世，三姑娘10年前下岗，生活艰辛。他只有1400元的月收入，有一半用来给自己治病吃药。

　　前两年，覃老一直为三姑娘的大女儿就业一事奔波，最后在原县长谭卫国的关心下才找到工作，为此他亲手打了一双漂亮的草鞋送给谭卫国。明年，他三姑娘的小女儿又要毕业了，他为外孙女的就业担忧不已。

　　功臣自有美丽处

　　归隐大山的“农民厅长”覃祥官，既有人生中高官厚禄的荣耀，也有毅然辞官还乡的壮烈，更有一个作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救死扶伤的胸怀。

　　通过覃祥官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也能读到时代的变迁，覃老的人生传奇，让人顿生许多感慨。

　　我们可以通过覃祥官首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对比，谴责当前正泛滥的天价行医的黑心医院；也可以呼吁有关部门伸出援助之手，支持正处于困难阶段的覃祥官一家。但无论如何，我们可把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也可以看作一个可敬的功臣：毕竟，他的创举惠及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

　　如今，他珍惜自己取得的荣耀。我们想，也许人的一生惟能属于自己并能“带”走的是保留在世界上的那份美丽并让世人所怀念。（张欧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