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该不该和小说过不去

　　因涉嫌以小说的形式诽谤他人，63岁的湖北大学教授涂怀章被13名“对号入座”者告上法庭，武汉市武昌区法院近日以诽谤罪一审判处涂怀章拘役6个月。消息传来，文学界一片哗然——写小说都能因言获罪，作家们还有没有一点搞创作的自由空间？

　　据了解，涂怀章的小说《人殃》以某大学为背景，描写了一出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丑剧。这部小说于2003年8月出版后，被文学界认为“由衷地讴歌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作家们为涂怀章喊冤，大多数祭出了艺术创作应“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理，指出小说必然会是现实生活的映照，但本质上又是虚构的艺术体裁，因此不应受到法律的过分苛责。然而，从法律作为“社会衡器”的角度来看，法官在处理此案的时候，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抉择：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与其他公民的名誉权发生冲突时，法律的天平应该倾向于哪一边？

　　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中，公民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的，即不能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利。从涂怀章承认小说具有较强的写实性来看，“对号入座”者也并非是神经过敏。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在对新闻侵权的判定上尺度都比较严，对此，很多法学家早就指出，新闻是否侵权，应注意甄别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如果新闻记者没有主观恶意，且写作目的又是为了公共利益，那么即使新闻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也应该慎判其侵权。这种法律理念如果推广到写实小说上来，我们就需要分析涂怀章写作的主观目的究竟是什么，是想借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唤起读者的对历史的反思，还是仅仅为了一己之私而刻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区分二者的天渊之别，正是校正法院天平指向的关键。

　　本报评论员 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