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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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05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复苏，至少有两个问题引起海内外业界高度关注:其一，日本经济重振对世界及亚洲经济的影响；其二，日本经济过去十余年沉浮的经验教训。第一个问题相对简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复苏对全球经济的正面意味是显著的。至于日本“失去的十年”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最有启迪之处，我们以为应当集中于对制度转

　　经济学家们说得很清楚，日本的经济衰退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改革的艰难，造成了日本经济复苏的迟滞。日本没有遭遇东南亚或者韩国那样暴烈的经济危机，因而没有迫在眉睫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于是在停滞中一待就是15年。

　　拖延则意味着时机的丧失，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泡沫滋长及其崩溃。这种“不改革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根据芝加哥大学教授Kashyap的测算，自1992年起至改革前的2001年，日本银行业累积不良资产达83万亿日元，占当时GDP的16.5％。如果结合政府金融机构损失约78万亿日元，金融体系损失余额大约为12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纳税人直接及或有承担的损失占到了日本年度GDP的24％。银行因不良资产过高出现资本金的明显不足。把银行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成为我们亚洲邻国改革的目标之一。

　　推进改革需要把握时机。日本经验还表明，推进改革的关键，在于使市场形成一个正确的预期。这种预期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日本政府能够在2003年春对问题银行注入资本金，恰是一个机会，由此形成了政策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一方面，预期的形成涉及改革当局的“声誉”问题，具有良好财政和货币规则的政府往往容易获得公众对转型的认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具有良好声誉，改革方案必须向包括被改革者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体提供明确的利益预期和改革成本补偿措施，由此降低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的转型交易成本。

　　无疑，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高增长及高储蓄是转型的最佳时机。中国和日本都有民间储蓄传统，高增长期间的高储蓄，正可为金融机构利用负债资源解决即期财务困难提供充分手段，而事后通过重组可以逐步摊销改革成本。然而，升平盛世之时，高增长的繁荣极易掩盖因不良资产带来的经济病症，诸多结构性问题不易引起关注；而一旦经济增长下降，坏账压力速显，各类问题积累，已经积重难返。日本就曾因此一再延误改革。

　　(原载1月22日《财经》，作者胡舒立，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