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富人“逼宫”不值得称道

　　□杨耕身今年1月，刘福成出生仅两个月的女儿被确诊为永存动脉干，一种随时可能死亡的病症。为救女儿，他们俩借钱53户，然而“6万多块钱几天的工夫就没了”。1月10日，刘福成开始拿起笔给“中国富豪”施正荣写了第一封求助信，由于没收到回信，他又给其他一些他听说过的富豪们一一写起了求助信。

　　这则新闻引起我的关注，不在于看不起病以及得不到有效救济的现象。毕竟这已是

　　这是公共媒体对于规则的一次突破，或者就是一次越位之举、蹈险之举。尽管一直不乏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向富豪求助，但这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种很私人化的行为，而且求助与救助本身，也都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因此媒体的介入很可能是对这种权利与自由的“干涉”，是对媒体权力的误用，假如这种做法一旦被大量复制，媒体也就将成为一种被义愤所把持的工具。即使最后有人愿意施以援手，也似乎是屈服于媒体权力之下的被动结果，更有违慈善的本意。

　　尽管如此，媒体的这种蹈险之举很可能不会让太多的人反感———社会贫富的差距、慈善事业的不够发达等原因导致对于富人社会责任感的呼吁一直都是公共舆论热点所在。如此，也使得媒体的越位与蹈险变得“理直气壮”。

　　就那位出生仅两个月的婴儿来说，我们都希望她得到救助，而在媒体的介入之下，这个结果似乎不言而喻。“能救一个是一个”，由此而言，我们似乎不忍心去质疑媒体的越位。但从媒体应有规程或社会权力的格局而言，这样的蹈险之举实在不值得称道或鼓励。因此如果说面对这一事件时真正的心情，只能是一种更深的悲哀。这种悲哀已不独在于富人集团的社会责任意识、反哺社会的意识还很不充分，更在于整个社会救济机制的不足。

　　富豪的救助只是社会救济的一个层面，单纯依靠这一层面的发力，并不足以从根本纾缓整个社会对于救济力量的普遍需求。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救济机制，它应由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富人集团共同构建而成。事实上，具体到刘福成一家所面临的救济需求，更应是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这是保障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