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爱工作带着感激生活(图)

　　“我很容易适应改变，我生活的每一天每一面都有进步，我有能力，我是安全的，我带着爱去工作，我带着感激之情去生活，我生活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和必然

　　每天上班前整理仪容时，李凌都会对着梳妆镜这样默诵。

　　文/记者武志红通讯员/邹林峰图/记者王维宣

　　本报22日A4版的《心灵拯救》一文见报后，白云自愿戒毒中心康复科主任李凌与戒毒者同吃同住三年半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本报记者昨日再赴戒毒中心，采访了他的领导、同事、妻儿和病人，以期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一个更立体的李凌。

　　同事：“他当时怎么敢这样做！”

　　“我很佩服他。”在戒毒中心一号楼三层的办公室，张鸿渊咨询师说，“他当时怎么敢这样做！”

　　张鸿渊也曾和病人同吃同住，不过那是在李凌进入病区一年后的事。李凌在2001年2月底进病区的，到2003年3月，因为看到李凌的冒险方法产生了巨大效果，戒毒中心领导又派去了5名医生“增援”李凌，张鸿渊就在这一批医生当中。

　　没有和病人同吃同住前，张鸿渊对病人有不少恐惧，因为有50％的病人感染有乙肝或丙肝，还有不少人感染过肺部疾病，而且还有不少人因为注射时不够卫生，大腿或其他注射处已烂掉流脓。

　　“这些都非常可怕，”张鸿渊说，“我自己当时还担心，万一遭到病人的攻击怎么办？我知道李主任这样做之后，对他非常担心。”

　　事实证明张鸿渊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李凌孤军奋战的一年里，什么意外都没发生过。于是，戒毒中心的领导一下子又多派了5名医生，后来又陆陆续续地派去过20余名医生。“不过，现在还在戒毒中心工作的只剩下4个人了，因为忍受不了戒毒工作的压力，这里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张鸿渊说。

　　然而，在新来的咨询师李治民看来，除了表面的危险性之外，去和病人同吃同住还有心理上的危险性。“危险来自诱惑，作为心理医生，对吸毒人员的好奇心是我们面临着的最大的诱惑。”李治民说。

　　“不过，恐惧还是压倒了好奇，所以其他人不敢这样尝试。”张鸿渊说，“但李主任却是好奇压倒了恐惧，所以他敢这样做。”

　　领导：“我们考虑了一星期才批准”

　　“是我批准他去病区的。”白云戒毒中心的副院长张希范说。他回忆说，在李凌向他提出与病人同吃住的要求后，他非常高兴，第一时间就表达了支持。不过，“考虑到这样做的风险，我们专门为这件事研究了一个星期，最后才批准他这样做。”

　　“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张院长说。因为当时别说心理治疗，甚至药物治疗在戒毒中都不常应用，“社会上普遍把吸毒者当犯人来看，流行的戒毒方法是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什么都不做，强制他们戒掉毒品。在这种氛围下，病人天性中对治疗也非常抵制。把李凌派进去可能会化解这种抵制，所以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进入病区后，李凌遇到了不少“威胁”。一天早上，一个病人将李凌称为“天底下最好的人”。到了中午，因为李凌拒绝了他一个要求，他又将李凌称为“天底下最坏的人，我要花三四十万元买你一条腿。”

　　但和病人打交道多了，李凌知道这个“威胁”的真正意思，他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第二天早上，这个病人又称他是天下最好的人了。“说起来天下无敌，做起来有心无力。”李凌说，“这是吸毒的人的通病。”

　　吸毒的人还有许多与平常人不同的地方，譬如自尊心非常强，对别人看不起他们非常敏感，以至于别人一个白眼都会让他们产生复吸的冲动。“《地雷战》中有‘头发丝雷’，吸毒的人就像这种地雷一样敏感，随便一点歧视都可能会压断他们心中的头发丝，让他们复吸。”

　　“这一切，只有真正和病人打成一片才能了解。”张院长说，“如果不是李凌开戒毒中心的先河，和病人一起吃住，我们戒毒中心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对病人这么了解。”

　　病人家属：“他是上天赐给我的好儿子”

　　但后来，随着专业知识的增加，戒毒中心知道同吃同住的这种冒险方法已经没有必要了，于是在2004年8月结束了这个制度。不过，在这个阶段，戒毒中心的医生们无数次超越了医患关系，认了无数个“干亲”。

　　“我有不下50个干儿子、干女儿。”当兵出身的张院长呵呵笑着说，“但具体的数字没统计过。”

　　李凌也不知道自己认了多少干亲了。《心灵拯救》一文中提到的阿航，他认了李凌做哥哥。后来阿航意外死亡后，李凌主动认了阿航妈妈做干妈。

　　“她太不幸了，4岁的时候父母双双去世，中年的时候和丈夫离婚，晚年的时候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我怕她撑不住，就主动认了她做干妈。”李凌说。

　　腊月十四是这个“妈妈”的生日，李凌寄了本书给她。前两天，“妈妈”给李凌的儿子寄来了一件她亲手编织的毛衣。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这个“妈妈”动情地回忆说：“我知道他做了阿航的哥哥，但我一开始哪里敢认他做儿子，他这么优秀，我根本不敢想。是他主动叫了我一声妈妈。”

　　说到这里，她在电话那边轻轻地哭了起来。接下来，她说，在广州办完了阿航的丧事后，她决定自杀，但李凌把她接到家里，当作亲妈妈一样对她，最终让她打消了想死的念头。后来回到贵州后，她的哮喘发作，李凌又将她接到广州花钱帮她治好了病。

　　“他是上天赐给我的好儿子。”她最后说。

　　儿子：“我们首先是朋友”

　　戒毒中心办公室主任沈建波和李凌、张院长都是白云戒毒中心的“开国功臣”，他最钦佩李凌的一点是，“他已超越了金钱的羁绊，他非常纯粹，而且非常快乐。”

　　在李凌的家里，我们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以前，李凌和妻子、儿子住在一所机场路附近月租180元的房子里。去年，领导特殊照顾，在中心给他们提供了一间约十二平方米大的房子，带一个阳台，已被改造为厨房，儿子李蒙琪已上小学四年级了，他不足70厘米宽的小床挨着墙边，和爸妈的大床挤在一起。这个简陋的小家里，处处弥散着快乐、温馨和向上的精神。

　　小琪说，“我很快乐！以前在机场路的日子很快乐，伙伴很多。现在在这儿也很快乐！”小琪在学校里以“与众不同”而出名，他对记者说：“你知道不？叔叔，我进了个跳舞班，里面全是女孩，只有我一个男孩。我就是与众不同！”

　　不善言辞的李太太对生活也非常满意，她说：“他是好丈夫，我没有更多的要求了，我非常满足。”

　　小琪则说：“我们首先是朋友，当然他也是爸爸。”

　　梳妆镜的右边，是李凌自己写的一段话，他每天在镜子前整理仪容的时候都会默念一遍：

　　“我很容易适应改变，我生活的每一天每一面都有进步，我有能力，我是安全的，我带着爱去工作，我带着感激之情去生活，我生活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和必然的。我生活总是向往最好的方向……”

　　李凌说，“现在，我计划花三年完善我的PC戒毒模式（人本主义自愿戒毒模式），接下来的七年，我会努力把它推广到全国。我相信，我提倡的服务理念最终会取代管教理念，把吸毒者看成病人，而不是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