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任成本如何“分担”？

　　张贵峰

　　“用人单位怕求职者作假，求职者怕用人单位歧视，用人单位担心医院会给求职者舞弊可能。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只能是单位‘押着’每一个求职者，监督他们到指定的医生那里体检，这才算放心。大学生要找工作，一棵树上吊死是不行的，简历多投几份，五个针眼和胳膊抽肿的事就不是玩笑了。”这是记者最近在调查大学生就业状况时，看到的体检

　　对此，学生抱怨不已：“（一次体检）少的将近200元，多的要300多元，是笔不小的费用”，而用人单位同样也在叫苦：“如果没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盯着，医院里可能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希望招进一个健康状况差的员工”。

　　无疑，在如今信任不彰的社会环境下，类似上述这种人际交往困局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缺乏信任，现在我们买点什么，都要担心假货、提防着上当受骗，消费者一个个几乎都要修炼成防伪专家；因为缺乏信任，如今办个什么事大家都想着要公证———爱情要公证、工资不拖欠也要公证。显然，在这样的信任环境下，社会乃至人心资源的无谓损耗，人际成本的畸高，不可估量，难怪美国学者福山会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说，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是效率的“润滑剂”。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从正面尤其从文化道德建设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信任的恢复，论题无疑显得过于宏大繁难、也过于沉重，无从下手、难以把握；在这里，一个俭省的思路也许是，从问题的反面———即如何分担不信任成本上着手，探寻社会信任稀缺的根源，进而找到信任的重建之道。

　　以此为视角，回到“求职者、用人单位”的信任困境，不难发现，这种互相不信任困局所以形成，抛开文化道德不谈，其实很大程度上和一个不信任成本分担结构不合理有关，比如因为医院曾有造假前科，用人单位不信任医院，但医院对自己的失信显然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用人单位只把这种不信任风险转嫁给了求职者———“押着”求职者监督体检；而与此同时，求职者对用人单位歧视的不信任———变相利用体检结果拒绝求职者求职，却完全要由自己扛。这样一来，围绕体检的信任博弈就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医院和用人单位彼此以及对求职者的共同不信任，最后几乎都成了后者损失，他们成了这种连环不信任的最大牺牲者，而用人单位尤其医院则规避了潜在的不信任损失。

　　显然，这种强势者不为自己的失信“埋单”而最弱者承担过重损失的不信任成本分担格局，只会促使信任环境陷入恶性循环———强者有恃无恐地制造不信任，弱者越发破罐子破摔地不把信誉当回事。要避免这种格局，仅仅指望强者良心发现，无疑不切实际，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社会性制度设计迫使他们为自己的失信付出代价，比如医院一旦开出虚假体检证明，将取消其体检资格，并施以重罚，同样，对于失信搞歧视的用人单位，一旦体检之后拒绝录用，必须由其举证其不录用决定与身体歧视无关，否则就视为歧视，并给予严惩。

　　如此，有了一个任何人都必须为其信用状况负责———守信得实惠、失信受惩罚的社会秩序环境，我想，无论是对于基于道德文化，还是社会资源的社会信任生态，都将是涵蕴其健康生长、繁衍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