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建江
2004年9月，随着全新栏目《记忆》在央视科教频道的播出，历经8年的《读书时间》终于走到尽头，作为一档独立的电视读书栏目就此从荧屏上消失。此外，北京、浙江、上海、湖南、广州、青岛等省台的读书栏目也大多相继谢幕（《中国青年报》1月23日）。
从央视到地方台的电视读书栏目纷纷偃旗息鼓，前后时间不过短短几年，理由几乎全是“收视率低”。在市场竞争生存大格局下，淘汰收视率处于末位的电视节目，恐怕是唯一选择。对此，社会各界一片痛惜、惊讶、感慨的哗然之声，已有许多评论把矛头指向当下物质利益至上、消费主义至上的媒体生存环境：读书气氛淡薄、出版界泡沫现象严重、媒体唯利是图，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说法都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当我们把观察的目光从外转向内，专注于审视电视读书节目自身，由此引发对这类节目生存状态的思考，显然更具有现实意义。
电视读书节目的生存有先天的劣势：电视具有大众化的特点，是一种以娱乐性、形象性见长的媒介。读书则具有显著的精英化特点，是一种个体的、抽象、内在的思维活动。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契合是艰难的：秉持精英意识时，要避免自说自话、闭门造车；争取受众，又要固守“边缘精英意识”，保持自己卓然特立的个性。电视读书节目在“精英化”与“大众化”之间摇摆不定，始终找不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对于电视读书节目的主创人员而言，如何做一档叫好又叫座的节目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电视读书节目从业者的专业水准有一定欠缺，无法精准地找到观众喜闻乐见的选题；其次，电视读书节目过于孤芳自赏，背离了电视媒体的娱乐性、大众性。由于电视读书栏目没有建立自身的权威性，无法引起低端人群的观赏兴趣，又由于其自身品质不高，同样遭致高端人群的排斥。第三，电视读书节目往往忽视受众的收视心理，有意识地与民间、与普通群众保持或拉开一种身份、趣味和格调上的距离。从传播学理论角度来讲，传者和受众是传播的两端。传播学最重要的是传播的效果，这种闭门造车的节目必被遥控器无情地淘汰。
可以说，电视读书节目是所有媒体在准商品化社会中，在“大众化”和“精英化”之间寻找生存空间的处境艰难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