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锡事件给韩国上了一课

　　从“全球克隆学术带头人”到“造假带头人”，从“民族英雄”到“民族耻辱”，黄禹锡轰然倒下，留给韩国的，是震惊，是悲痛，是羞耻，是迄今都没有停止的深刻反思。

　　声名显赫

　　2004年2月，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科学》上发表论文，宣

　　2005年5月，黄禹锡研究小组再次在《科学》发文，宣布攻克了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韩国为之沸腾。3个月后，黄禹锡声称成功培育出世界上首只克隆狗。又2个月后，黄禹锡所在的首尔大学，专门为这位“全球克隆学术带头人”建立了“世界干细胞实验室”。11月下旬，《科学美国人》杂志评出2005年度50名杰出科学家，“克隆先锋”黄禹锡名列榜首。黄禹锡光芒四射，韩国人目眩眼花。政府科研资金向他倾斜，为他配备部长级的警卫队伍，为他特别发行了一套邮票，把他从放牛娃一跃成为国家英雄的事迹编入中小学教材；国民把他当作“民族英雄”，媒体称赞他为“克隆之父”、“离诺贝尔奖最近的韩国人”；患糖尿病等病的患者则视他为“救命菩萨”。

　　直坠地狱

　　2005年11月，形势开始逆转。黄禹锡的一位重要合作伙伴宣布停止合作，因为研究小组涉嫌用“不道德”手段获取人类卵子。11月24日，53岁的黄禹锡辞去刚刚就任的“世界干细胞研究中心”主席职务。事态急转直下。该伙伴又要求《科学》杂志删去研究论文中他的名字，并指出该论文中有些部分是“编造的”。而黄禹锡的另一重要合作伙伴透露，该研究机构曾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每人支付150万韩元的补偿金。而根据韩国生物伦理法，有偿献卵系不合法行为。此人还透露，黄禹锡向他承认，发表于《科学》上的那篇“划时代”论文存在虚假成分。黄禹锡任教的首尔大学宣布对此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一个星期后，调查报告公布，指出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数据属于故意伪造。黄禹锡当天向国民道歉，并辞去首尔大学教职。

　　调查越是深入，揭发出的丑闻越多，潮水般的批评开始涌来，黄禹锡四面楚歌。2006年的第一周，政府官员就宣布取消他“韩国顶级科学家”的称号，《科学》杂志也决定要撤销其精心编造的两篇论文。首尔大学1月10日公布的最终调查结果表明：除了世界上第一条克隆狗是真的外，其他方面黄禹锡都存在捏造、欺骗行为。

　　掩耳盗铃

　　如果说黄禹锡欺世盗名，那么韩国有关方面就是掩耳盗铃，因为他们错过了多次可以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机会。

　　早在2004年5月，英国《自然》杂志披露，有两名黄禹锡麾下的女科学家捐献了卵子。从科学伦理角度来看，事态严重。因为黄教授有可能利用其权威地位强迫手下工作人员捐献卵子，即使没有强迫，下属也有压力或主动配合的可能；此外，实验课题承担者自己研究自己，可能会在选择、时机、培育等过程中“特殊化”实验标本。“捐卵”事件曝光后，韩国生物伦理协会要求黄禹锡在事情真相判明之前，中断研究，但黄禹锡以此事不犯法为由未加理会。2005年6月，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收到报料，揭露黄教授的研究有造假嫌疑。这家电视台经过数月调查后，于11月22日深夜播出专题节目《黄禹锡神话的卵子疑惑》。不料，无数疯狂热爱黄禹锡的人提出强烈抗议；有人甚至组织“烛光游行”以示声援，其他韩国媒体也大多站在黄禹锡一边，指责MBC“损害大韩民国国家利益”。高压之下，MBC“低头认罪”，还把千辛万苦戳破黄禹锡泡沫的节目制作人停职。当时，众多狂热的韩国主妇、美女拥到黄教授所在实验室，要求无偿捐献卵子。韩国政府态度同样值得玩味。当黄禹锡自己都承认实验中有伦理问题后，作为主管部门的韩国科学技术部却不置一词。争论公开化后，政府一度手足无措，召开了由总理亲自主持的紧急会议，协商的结果是重申政府支持生物医学研究，表示要等验证调查结束后再做评论。韩国总统府的一些官员甚至表示：即使黄禹锡有错，也不算什么，他功大于过，政府还是应该继续支持，毕竟黄禹锡本人代表着韩国未来经济增长点。

　　 警钟长鸣

　　如果不是个别有羞耻感的科学家良心发现、主动揭发，黄禹锡今天可能还在欺骗世界。人们不禁要问：各种监督力量哪里去了？为何没能及时发现问题？发现后为何未能及时纠偏？

　　有人反思韩国政府扶助科研机制的弊病，有人剖析科学研究监督体制上的缺陷，有人认为韩国媒体也难逃其责。韩国媒体迎合了大众对技术更新的过分奢求，习惯于将科学神秘化、将科学家明星化。对黄禹锡大树英雄式的宣传，对干细胞研究一味打气，淡化了这项研究的复杂性，从根本上忽略了科学研究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和科学自身的限度，根本无助于公众了解真相。黄禹锡等人正是利用了这些并不客观的报道，利用了公众非理性的激情，作为支持研究的砝码和自己沽名钓誉的工具。从根本上说，黄禹锡事件折射出当前韩国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韩国人的爱国热情和积极干劲为国家经济腾飞作出了贡献，促进了韩国民主进程。但“越快越好”的风气、过于强烈的获得国际认可的热望导致了不少领域的浮夸潮流。黄禹锡事件便是这种浮夸风在科技领域结下的恶果。善的目的不是恶的手段的通行证。以崇高的目标为幌子，不择手段利用舆论、消耗社会资源，很可能带来潜在的灾难，而消弭这种灾难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成果”带来的利益。

　　韩国人已开始讨论这场灾难的正面意义，认为它可能使韩国科技界在更加稳固的道德高地上立足，韩国可能因祸得福。（冯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