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回家的感觉真好

　　本报记者 刘丽普

　　■新闻提示

　　1月23日，腊月二十四。省城街道上多处挂起的大红灯笼、车站上匆忙的人流无不预示着，又一个新春佳节来临了！在省会火车站、汽车站脚步匆匆的人流中，背着大包袱、扛

　　在石家庄火车站广场当清洁工的小张说，这几天火车站的人流中，农民工的身影明显少了，该回去的都走得差不多了。记者还发现，火车站旁边平时特别红火的“职业中介”都闭门谢客了，这些中介是很多农民工到达这个城市后，首先去的地方。对于在城市里辛劳一年的农民工来说，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的确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举家挺进大西北

　　1月23日上午，在石家庄火车站广场见到朱女士时，她家的其他人去吃早饭了，留下朱女士三姐妹和两个孩子看行李。记者原以为他们是想回老家过年，但经询问得知，他们是从石家庄转向新疆，好提前安排年后的打工生活。

　　石家庄火车站广场上，朱女士三姐妹及其家属共11口人十分显眼，因为除了人多，他们的大大小小的行李包摆了一大片，有棉被、日常换洗的衣服，还有暖瓶、锅碗等器皿。一个两岁的孩子围着一件肥大的军衣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即便是这样，还是难以阻挡冬日的寒流，小姑娘的小脸被冻得通红。

　　朱女士一大家人来自河南许昌农村，老家地少，没什么挣钱的路子，于是就到石家庄打工了。这一打工不要紧，孩子也跟来了，于是打工的打工，上学的上学，很是热闹。眼下，这一群人共包括三个家庭11口人，6个大人，5个孩子，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两岁。

　　面对记者的采访，48岁的朱女士与两个妹妹十分谨慎，记者向她们亮明身份后，姐妹三人才接受了采访，但她们还是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也不希望记者拍照。朱女士上初中的侄女笑眯眯地对记者说，这里比老家农村好多了。

　　朱女士说，他们这一大家人来石家庄好几年了。这几年，几个大人都在省会一家生产水暖管件的工厂做工，住在工厂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很少出门。钱虽然挣得不多，但大人们打工挣的钱还是可以支撑起一家的开支及孩子读书的消费，比起在河南老家来，日子过得也算平安。

　　“但现在越来越不行了，孩子们读书花钱很多，一年下来根本剩不下钱，这也是我们要转移到新疆的原因。”朱女士说，她的哥哥在新疆蒸馒头、卖馒头，他们打算过去后先到哥哥那，安顿下来后再说工作的事。一直给别人打工，就意味着一直被别人支配，他们去新疆后，打算尝试着自家人一起做个小本生意。

　　朱女士说，为了买去新疆的车票，他们整整排了一个星期的队才买上，23日晚上就可以坐车走了。当记者问买的是不是卧铺票时，她愣了好半天才说：“硬座票还400多元一张呢，光买票就花了4000多元钱，干活挣个钱不容易，哪舍得买卧铺票？”记者建议随车托运一部分行李，路上轻松一些，朱女士无奈地说：“问过了，不行。这里都是棉被和换洗的衣服，如果不能随车托运，我们到了还要急用，新疆太冷了。”朱女士说，所有的票都挨在一起，路上好有个照应。

　　一小时后，记者在火车站广场再次见到朱女士一家人时，11个人或坐或躺在行李上，有的孩子显然是累了，从行李堆中抖出了被子铺在广场上躺下了。

　　按照行程计划，朱女士一家人27日将到达目的地。不管年后的生活如何，至少他们心中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回家过年是最重要的事

　　1月23日上午，来自安徽省萧县的王元军在石家庄火车站正等着乘坐晚上开出的L192次列车回家。头戴一顶鸭舌帽，脖子上围一条带着洞洞的围巾，没有棉衣的包裹，57岁的王元军冻得不停地抽鼻子，旁边是他与4个同乡的一大堆行李。

　　说起回家，王元军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兴奋中又有一种沉稳。王元军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回家过年都是最重要的事。家里的3个儿子都已经结婚成家，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呆在家中不用出来打工了。但在家里种地只能填饱肚皮，没钱花。这次被别人一怂恿就又来了，正好可以填补冬天里的无所事事。

　　两个多月前，王元军与4名同乡一起来到曲阳县的某建筑工地打桩，每天30元。到他们回家之际，老板给了80%的工资，总共拿到了1000多元钱。“我们也算知足了，至少够过年花了，还能给孩子们发个压岁钱。”说到这些，王元军显得很知足。他说，老伴和孩子们还不知道他哪天能回家呢，只是前几天打电话告诉他们快回去了。

　　王元军说，像他这么大年岁的人出来打工显得很吃力，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一周白班一周夜班，有点吃不消，他一直在努力地坚持。而且，工地上吃得差，还要来来回回挤火车。这样综合起来考虑，不如呆在老家采石。老家是山区，那里有很多采石厂。“不过，同样需要付出很大的辛劳，挣钱都不容易。”

　　王元军说，不管是高兴还是不快，打工的种种经历都已成为过去，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与家人团聚。

　　■懂得维权，但有时身不由己

　　一提到“农民工”，很多人会条件反射地将他们与“无知”、“没有文化”等联系起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民工”并不是“无知”的代名词，很多农民工都知道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有时无法抗拒被别人摆布的命运。

　　在石家庄火车站出站口，来自邯郸的张红林与一个伙伴正在等待与他们失散的同乡。这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与他的父辈不同，懂得如何维护权益，属于人们所说的“民工二代”。他的感觉是，一个农民工没有办法来改变农民工打工的大环境，所以保护不了自己，只能逆来顺受。

　　在石家庄火车站，记者看到一个小伙子裹着军大衣，耳朵上冻得一块一块的，有些地方还有刚刚结上的血痂。小伙子不肯说出他的姓名，记者姑且叫他“小京”，因为他是从北京来的，在北京打工结束后，没有买到直接去邯郸的车票，只好到石家庄中转一下。

　　小京说，通过熟人介绍，他们几个人来到北京，跟着江苏的一个小包工头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事前说得好好的，不会亏待弟兄们，每人每天52元的工资，后来又涨到58元。但工程结束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们工作了3个多月，最后只拿到了六七百元钱，并且白纸黑字已经写清楚了：“工资已经结清，不存在拖欠。”提到工资问题时，小京很是恼火，工程结束后，他们等了十来天才要来这些钱，“这点钱还不够回家给孩子、老婆买衣服呢。”

　　“听说北京的建筑市场相对规范些，工资不是按月发吗？怎么还会遭遇欠薪？”记者问。

　　“二环以内好些，其他地方就不行了。”小京说。

　　“你们的工资被拖欠后，有没有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

　　“电话根本打不进去，并且我们也没有劳动合同。”

　　“那为什么不与建设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我们不是不想签，是没有人愿意给签。提出签合同，人家肯定不会要你。你是要合同，还是要工作？很明显，我们农民工没有选择。”

　　“剩下的钱啥时候讨要？”

　　“我们的工资不存在‘拖欠’，而是‘结清’了。如果嫌少，可以不要，那连家也回不了了。”说到这里，小京很无奈，不由感慨：“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呀！人家想给你多少就是多少。”

　　随后，小京向记者讲述了所谓“工资结清”的内幕：工程结束后，工人们一个一个地被叫进一个房间里，“管事的人”问工人干了多少工、每个工多少钱，工人如果回答80个工，每个工50元，“管事的人”就会说：“60个工，每天30元行不行？行就签字领钱，不行只好先出去，叫下一个进来。”小京说，拿伙食费来说吧，假如事先约定每天8元，到最后老板说按实际消费计算，那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了。

　　与小京告别后，记者来到省会白佛客运站，这里也不乏农民工的身影，他们大多是回家过年的，有的面带微笑，有的惆怅和无奈，但一提到回家过年，所有人的情绪都高昂了起来。

　　将希望留给下一年，但愿一切能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