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对面是“欺贫”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有何看法呢？

　　主题词：儒商

　　对中国的商人或企业家，有一种好的称呼叫“儒商”，从现代意义上说，儒商就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这种人是关切政治、注重文化的。他扮演的角色不仅是一个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参与者。“儒”的意思是学者、知识分子，儒商就是有知识分子性质的企业家或商人。

　　能不能把儒商理解为做好事的有钱人呢？不能这么说。用孟子的话说，要有很多条件才能够成为“儒”：他要有一定的自主性，还有社会性。他对社会有良知和关怀，对文化历史有丰富的感受，还有一种“替天行道”的情怀。说儒商是做好事的有钱人，到底他为什么做好事？他做好事是为了继续赚钱，还是出于某种信仰？有很多值得考虑的因素。

　　按我的理解，企业家成为儒商，是因为他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抱有很多儒家的理念，这是促使他成功的一个条件，而不是说他完全都没有这些理念，现在赚了很多钱，想寻找某种精神寄托，于是找到了儒家，所以叫他儒商，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很多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越来越有主动意识。

　　主题词：社会责任

　　在西方，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主要是通过基督教的陶冶，产生了强烈的服务社会的意识。他们创办企业不仅是要谋求自己的物质利益，更是为了实现与社会公益有关的理想。中国的企业家也开始有这个自觉。比较明显的是他们在创造事业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文化，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更有兴趣，力图通过对这些文化的理解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国内企业风气不是很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中吃喝玩乐之类的现象比较多，在管理上透明度、公信度都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和企业家怎么能够更上一层楼，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更积极的贡献，现阶段看起来还有待努力。

　　在西方国家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大企业家都有慈善基金会，比如盖茨、福特、洛克菲勒等，这些企业家提供了巨额资金，但是提供资金以后他本人并不直接干预基金的运作。这些大的基金会都有一套专业、独立的运作机制，不受捐赠者直接控制。

　　其实我们看影响世界发展趋势的很多潮流，比如说妇女平权运动、生态环保运动、扶贫减灾运动，还有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处理，背后都有这些民间基金会的推动和扶持。在西方，慈善事业政府的力量是有，但相对来说没有民间的力量大。

　　主题词：仇富与欺贫

　　从2004年到最近，国内舆论有很多关于“仇富”的讨论，“仇富”的心态对社会发展非常不利，应该消除。但要消除“仇富”，首先要杜绝“欺贫”。也就是说，富人对穷人的鄙视、傲慢，觉得有钱就高人一等，对其他人根本不摆在眼里，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根据统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不仅如此，由于真正完善开放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出现，所以富人在很多地区不是完全靠自己的竞争力，而是靠很多不公平的因素造就的。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和各种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有影响力，有信息，有经济文化地位，他们应该对整个社会抱有更大的责任感和关切，如果不能发展出这种责任感，仇富的心理会加强。

　　“欺贫”的态度是很危险的，个别的欺贫现象被渲染一两次，整个富裕的阶层在社会上受非常大的指责。这个情况在海外的华人经常碰到。比如印度尼西亚，华人大概只是4％，但是所掌握的非政府控制的民间经济大概是60％，这样大的经济力量如何远离不健康的政治势力，而大量的投入到向社会回馈的公益事业中，不仅是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也是为华人群体创造稳定的社会基础必须做到的事情。现在国内也面临这个问题。

　　主题词：企业家地位

　　在美国，我相信企业家的地位要比政客高很多，影响力更大。美国政府，不说地方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只是社会层面的一种力量，它相对其他社会力量来说并不特别突出，不像中国，政府的影响太大了，涵盖了其他所有的力量。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美国参加过很多研讨会，其中有参议员，有媒体主持人，有企业家，还有学术界的人，每一拨人都能感觉到彼此在塑造社会上的影响力。政治人物说，我们有一些事情是办不成的，也许媒体的影响大；媒体说我们不能渲染，也许是你们资本家影响大；资本家说我们有许多做不到的事情，也许你们学术界的人影响大。

　　像这样，在一个市民社会或者叫公民社会里，政府、企业、媒体、学术甚至宗教等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互相制衡，互相参照，互相吸取，都能发挥他的积极性，社会进步的空间也就很大。④5

　　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