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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名言点评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25日10:32 中国宁波网-宁波日报

  最近,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又成了新闻人物。从1月13日起,人民日报、瞭望杂志等众多媒体,对吴仁宝和华西村进行了集中报道和评论。读着这些生动感人的文字,使人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信心倍增。

  吴仁宝有“农民政治家”、“农民企业家”、“农民思想家”、“农民语言大师”之称。1998年,笔者在无锡参加一个会议,曾经去华西村听过吴仁宝的报告。虽然年届古稀

,但吴仁宝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称之为“家”为“大师”,实不为过。这里选择新近见报的吴仁宝的三句名言,试作评点。

  “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1985年8月,吴仁宝率领华西村100多名党员干部,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苦战三年,目标1亿。18年后,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华西新任党委书记吴协恩带领党委委员向先烈宣誓:“有福民享,有难官当,苦战三年,拿下可用资金50亿”。

  有记者问吴仁宝,人们常说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为什么要提出“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呢?吴仁宝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华西村的体现就是“有福民享,有难官当”,这样才能反映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华西村的实践证明,能做到“有福民享,有难官当”,组织就有力量,干部就有权威,经济就能发展,老百姓就能真正得到实惠。不能做到“有福民享,有难官当”,甚至做成了“有福官享,有难民当”,那个地方肯定是组织没有力量,干部没有权威,经济不能发展,老百姓得不到实惠。换言之,凡是组织没有力量、干部没有权威的地方,那里的干部肯定是享福在先、吃苦在后。

  “既和上级保持一致,也和群众保持一致。”

  我们一直提与上级保持一致,吴仁宝有创新,他认为,当干部如果能与“两头”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如果只跟上面保持一致,不同老百姓保持一致,就不是好干部;如果只跟老百姓保持一致,不跟组织保持一致,也是不行的。

  从理论上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与“两头”保持一致理所应当。因为我们党、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但在具体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上级的政策、决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发生了,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怎么办呢?吴仁宝的办法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人多地少,工业已经起步,分还是不分?吴仁宝和华西村选择了不分,将500亩粮田交给30名种粮能手承包,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党的十五大以后,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有关部门明确提出“抓大放小”,华西人再一次坚持实事求是,一手“抓大放小”,一手“抓大扶小”,有时候还“抓小放大”。

  “我听了老百姓的话,老百姓肯定会听我的话。”

  无锡市的村支书们在华西村办过一个礼拜的培训班,其间,有支部书记好奇地问吴仁宝:“你们的老百姓这么听话,我那里的老百姓怎么不听话?”这个问题,是眼下很多村干部、乡干部、县干部、市干部心里一个难解的结,就是群众不听话。干部做了错事不听话,情有可原,有时做的是对群众有益的事,也不听话,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可是吴仁宝的回答是:“我是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不听群众的话。我听了老百姓的话,老百姓肯定会听我的话”。

  群众为什么不听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要做篇文章,没一二千字说不出个所以然,而吴仁宝简明扼要,几句话就说得明白通透。群众不听话,原因不是群众素质太低,而是干部素质不高。那位提问的支书,以及有同样问题的干部,对吴仁宝的这个回答可能难以接受,但是,毫无疑义,吴仁宝是正确的。

  华西村的经验非常丰富,吴仁宝的名言可以出一本书。但仅就上述三句,我们已经可以窥见“天下第一村”的成功奥秘,可以领略一位有52年党龄的老党员的赤子情怀。

  媒体观点

  “紧急通知”滥发,作用有多大?

  不久前,安徽某市教育乱收费,家长反映强烈。当地主管部门下发紧急通知,所言大体是“坚决制止”、“严厉查处”、“抓紧落实”。翻翻报纸,针对同样的问题,类似的紧急通知还真不少。发生安全事故,立刻发个紧急通知。纠正某种违规行为,也少不了紧急通知的身影。相似的通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折射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难点始终没得到很好的破解。这样的通知,不仅让公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不再将其当回事儿,就连通知要纠正的对象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知来时收敛些,过一阵子继续。

  不否认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发紧急通知很有必要。但我们希望,在发布通知的同时,各地方政府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问题的彻底解决上来;内容雷同的通知能少些再少些,更多地由健全的制度、有效的执行来代替。

  ———《人民日报》白天亮

  别老拿“黄牛”说事

  春运又开始了,为什么打击了十几年,票贩子仍然如此猖獗?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出现倒卖车票的现象,问题并不在“黄牛”本身。1月20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郑州铁路局的一名铁路干警在广州抓住一个女票贩子,这位票贩子一语道破天机:“你们别老拿我们这些小人物开刀!”

  是啊,票贩子确实都是一些小人物,他们绝没有多大的本事把车票从车站给弄出来,车票到了他们手上也许已经过了很多次的转手,他们如果不继续加价就没有利润可赚。让我纳闷的是,既然能够抓住票贩子,为什么不顺藤摸瓜深挖下去,把源头找到,把真正的“黄牛”给揪出来?如果我们总是做表面文章,不从源头抓起;如果我们总是碰软不碰硬,老是在“七寸”之外的地方打击倒票,那么,任凭你调动多少警力、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方法,也照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黄牛”就照样有存在的空间。

  ———《江南时报》张焕强

  民企寿命与官员任期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日前撰文认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其原因是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

  这令我想起去年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中指出,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而前几年民企的平均寿命大约是3.5年。对此,专家有各种论述,但我认为,谢国忠的判断无疑更入木三分: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规则。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长期规划没有太大意义。稍加分析就可发现,我国民企的寿命跟官员任期有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国地方官员交流、轮岗十分普遍,任期偏短,县级官员的实际平均任职时间只有两年多。它跟民企平均寿命的两年多或3年多,正是一条铁路的两轨并行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本质上仍是权力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这种情形,不仅给掌管权力的官员带来大量的腐败寻租机会,而且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倾向和掠夺式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全社会的高能耗低产出,数量主导(而非质量和品牌主导)的增长模式带来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损耗。

  ———《中国青年报》童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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