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民工伤情调查

　　惨遭工伤的童工

　　2006年1月22日，在广东打工的湖南衡阳籍民工刘万（化名）满怀悲伤地登上了回乡的汽车。

　　汽车发动了，刘万频频回望，他不是在留恋某个送行者，而只是想看看那一片曾经染过他鲜血的地方，他甚至还幻想着，能再次看见自己两个月前被机器生生切掉的右手三根指头。

　　但他知道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右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了，不仅如此，此地一别后，他甚至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看见这片土地。

　　这是一个让他伤心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他永生铭记的地方。这种铭刻般的伤心，让他不敢、不忍也不能再回到这片土地。

　　两个月前的一天深夜，奉家具厂老板指示加通宵夜班的刘万，因为睡意侵袭，动作稍微迟缓一点，冰冷的机床铡刀压下来，就宣告了这个世界上多了一名残疾人。

　　两个月以来的治疗和交涉，也是刘万有生以来最痛苦和心灵最受折磨的一段时间。还是在受伤后刚刚止血的第二天，强硬的老板就告诉尚在观察期的刘万：“要么私了拿钱走人，一个手指3000元；要么去打官司，连医药费都懒得管！”

　　几经交涉和哀求，21岁的刘万终于打动了老板的“善心”——私了价格提高到每根手指5000元，外加负担抢救期的医疗费，作为代价，刘万不得对任何人提起在这家工厂工作和受伤的历史。

　　刘万的遭遇，仅仅是珠江三角洲无数民工工伤之后惨境的缩影。

　　手外科：广州的一道独特风景

　　2005年12月18日晚，广州市恒福路155号。

　　对于住在这里的四川籍农民工小刘而言，“恒福路”并不像它的名字一样能带来无穷的幸福，这里是广州市恒生手外科医院，住到这里来的人，除了医生和他们的家属，多半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被机器轧伤甚至轧去了手指或手掌的工人。

　　不幸的是，年仅21岁的小刘也成为了后者中的一员。一个多月之前，他在东莞市一家玩具厂上夜班时，稍不留神，从不知疲倦的机床无情地轧向了刘的右手手掌。这一事故甚至在一开始还没引起现场其他人的关注，因为整个车间巨大的机器轰鸣，足以掩盖小刘的惨叫。

　　为了了解小刘所在工厂劳动安全保障的状况，当地有关劳工保护机构的调查人员按图索骥来到广州寻找他。让调查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在恒福路附近打听“恒生手外科医院”时，一名当地人一边顺手一指，一边略显惊讶地说：“就是那边啦，手外科医院，这么有名的地方都不知道？”

　　对于当地人而言，这家隶属于广州市卫生局的手外科医院无异于一个知名机构，因为这里的“医疗技术好，每天去那里的人太多了”。

　　这家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告诉调查人员，该院艺术精湛，断指再造率在90%以上，所以在“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工人中都非常有名，现有的60张床位，“每天几乎都是满满的”。

　　提到一年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受伤工人数字，这位大夫以“商业秘密”为由表示不能奉告，在调查人员的追问下，他伸出一根食指，神秘地说：“至少要超过这个数。”

　　“100个？”调查人员问。

　　这位医生摇摇头，笑了笑走开了。

　　事实上，在广州，并非恒生手外科医院一家有名，类似的专业医疗机构很多，也大都名气较大。广东省一位官员在谈及此事时分析说：

　　“整个广东受伤的工人太多了，并且多半都是手部受伤，所以广州和珠三角地区的手外科医院都很发达。”

　　正如这位官员所言，在广东特别是广州医疗界，手外科已经成了一道“特色菜”。广州市专门从事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机构——“工友服务部”的负责人景强告诉记者，近几年以来，广州市形形色色的手外科医院越来越多，甚至连以前那些不太注重手外科的综合性医院，也打出了“手外科”的专业招聘，而这一切，都缘于这些年来广州市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工人手部受伤事故的激增。

　　景强说：“不完全统计表明，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在每年被机器切掉的工人手指总数以万计。”

　　走出恒生手外科医院，调查人员走在晚间广州的大街上，眼前次第晃过一块块招牌：

　　和平手外科医院、新江南手外科医院、珠江医院手外科，广东省人民医院手外科……

　　在调查人员的眼里，那一块块霓虹灯的红色，仿佛受伤工人们指头喷薄而出的血色。

　　周友彪：比受伤更苦恼的事

　　2005年10月3日下午5点多钟，广州市番禺区某防盗门厂工人周友彪在工作时一没留神，就被机器锯掉了大拇指。这位22岁的四川籍民工是该厂一年以来遭遇工伤事故的第五人。

　　按照劳动法和工伤赔偿有关政策规定，周友彪要得到赔偿，必须先经过工伤认定程序，即由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对伤者的伤情和是否工伤作出决定，然后再谈赔偿额的问题。

　　经过简单治疗后的周友彪找到番禺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大石劳动服务所，提交了一份工伤认定申请材料。

　　为了便于让劳动服务所的官员看清报告内容，周友彪特意省下一顿早餐钱，找到一家打字店将申请材料做成了工整的打印件。

　　没想到大石劳动服务所一看周的申请材料，马上表示拒绝受理，理由是这些材料是电脑打出来的，而该所只收手写的，并且要伤者本人亲自抄写5份。

　　无奈之下，被机器锯掉拇指的周友彪只得忍着伤痛，按照劳动服务所的要求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

　　可麻烦又来了，按照要求抄完5份申请材料的周友彪在大石劳动服务所还是碰了钉子，服务所的人对他抄写的材料不满意，说是有字写错了，“错一个字都不行”。几番折腾过后，周友彪只好用受伤的手一遍遍抄写材料。

　　往返几次后，当劳动服务所的人终于认可周友彪的材料时，周又被告知，不需要他本人申请了，因为厂里已经为他申请了工伤鉴定。

　　周友彪感到大为不解，按照有关规定，在工伤发生之后一个月内，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申请工伤鉴定，伤员和家属可以自行申请鉴定。而现在离工伤事故发生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工厂为什么又想起要去申请呢？

　　有明白就里的人为周友彪点破了天机：如果现在周友彪因为工厂代为申请而放弃自行申请，等到今后某个关键时刻，厂里又会撤销申请，那时候，周友彪又得重新折腾。最终，经不起折腾的肯定是周友彪而不是工厂。当工厂联合有关部门将你折腾得够呛后，多数伤者因为受不住长时间的奔波和缺乏生活来源，就会乖乖地离开，这样，工厂老板就可以毫无牵挂了。

　　明白了玄机的周友彪找到了广州“工友服务部”的景强求助。在这家机构的斡旋下，周友彪在受伤两个多月后终于拿到了工伤认定书。“这么多年来，我是这家工厂第一个拿到工伤认定的伤员。”周友彪说。

　　但问题是，拿到了工伤认定，不等于能拿到赔偿款。周友彪被鉴定为工伤后，不仅一直没有拿到赔偿款，甚至连受伤治疗期间的工资也没有发。“就这么先呆着吧，等工厂赔钱。”

　　周友彪的遭遇，仅仅是整个珠三角地区工人特别是外来民工工伤遭遇的缩影。

　　工伤事故的最终处理结案，通常要经过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诉讼等一系列程序，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没有任何人和机构耽搁和怠慢，走完整个程序最少也要200多天。而只要在任何一个环节碰到麻烦，整个索赔就可能变成一场漫漫长征且前途未卜。

　　知名劳工问题专家李强在组织调查人员对珠江三角洲进行调查后发现，在上述每一个环节，伤者除支付必要的车旅费外，都还要向有关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而劳动部门的官僚和冷漠以及司法程序的繁琐，总是让多数受伤者不堪忍受。有的伤情发生后，长达5年都得不到任何说法和赔偿。

　　在这些索赔者之外，更多的伤者则选择了放弃索赔。因为，受伤之后失去劳动能力就等于失去了工作，几年的诉讼，让这些来自外地的民工无法生存于当地，而名目繁多的费用，也让伤者承受不起。更厉害的是，厂方老板通常和当地官员熟悉甚至勾结在一起，一个身处异乡的农民工和这种人打官司，无异于以卵击石。鉴于这些原因，一部分伤者通常选择和厂方老板私了，而私了的结果则是受伤者得不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珠三角：让我伤心让我忧

　　“一切都完了！没想到竟然是那么快。”

　　18岁的广西小伙张勇（化名）的确未曾预料，自己曾经那么美丽的梦，在广东破灭得“比肥皂泡还快”。

　　2005年10月10日，他怀着对大都市的向往，从贫穷的老家赶到人人羡慕的广东打工，在东莞市石龙镇某玩具厂，他被安排从事模具学徒工。说是学徒工，实际上一上班就要独立上岗，上班的第二天，未经任何培训的张勇就被大面积烧伤，曾经帅气的小伙，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

　　张勇伤情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珠三角地区民工伤情的主要原因。劳工维权专家李强组织了对177名受伤员工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劳动设施差、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缺乏岗位培训、劳工安全意识低下，是珠三角地区工伤特别是农民工工伤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研究表明，该地区大部分工伤事故发生在工人开始上班的头三个月中，而在这三个月里，绝大多数厂方几乎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培训。

　　“我们是企业，不是福利机构，招工人就是希望他能干活赚钱，哪有那么多时间去专门培训啊。”佛山某灯具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管理人员对记者说。

　　受访的117名伤者，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1个小时，并且无一例外地每周工作7天。所有177名工人只有13人不超过法定的最高加班时间。

　　不少调查对象透露，他们在工作期间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身体动作形成了机械性的模式。由于长时间高强度操作，他们倍感疲劳，神志恍惚，由此导致了悲剧。调查发现，疲劳和工伤事故频发有直接的紧密关系。调查数据显示，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工人受伤人数最多，伤势也最严重。

　　李强组织的探访调查还表明，在珠三角地区，除了少数大型的企业有比较严格的安全生产制度和较完整的劳动保障措施外，90%以上企业安全生产制度形同虚设，劳动保障措施极其缺乏。

　　在大岭山医院，一位工作于大岭山某木器厂的重庆民工陈某某说，他所在的锯木车间灰尘很重，但厂方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常感胸闷和呼吸困难的他曾经向单位要求进行职业病检查，遭到了厂方断然拒绝，他自行到医院检查，即被诊断为中度肺功能损伤。

　　在东莞市龙华镇某玩具厂喷漆部，调查人员发现，除简单佩戴口罩外，工人无其它防护措施，加工过程中大量有害的化学物质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体内，职工患病后，厂方只是给予调换岗位或干脆辞退就不了了之。

　　李强的问卷调查表明，177名受访者大部分来自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其中68人来自四川、湖南和河南，只有14人来自广东。外来民工占受伤工人90%以上。受伤工人中，女性占9%，男性占91%，平均年龄为25.4岁，只有2人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49人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有8人甚至小学都没毕业，只有17%的人表示了解一点点劳动法方面的知识，79%的工人称需要法律援助。65%的受访者尚未结婚。

　　工伤由重至轻依次分为1到10十个等级，10级最轻，1级最重。调查还表明，177名受伤者平均受伤等级为8.4级，其中95%的工人为手部或者胳膊受伤，程度从割伤、烧伤到严重的神经损伤、永久性残疾甚至失去整个上肢，最常见的工伤为手指断裂。

　　这次调查涉及的行业有12类，工伤集中发生在五金、家俱制造、塑胶等行业。其中五金行业占工伤总数的27%，家具制造行业占12.3%，塑胶行业占11.1%。

　　正是这种集中而又简单的工伤，让很多没有一技之长远道而来的农民工在珠三角失去了一辈子的幸福。深圳某玩具厂受访的女工张琳，本是一位很漂亮的四川姑娘，失去左手三根手指的她对调查者说：“这里曾经是我梦中的天堂，但现在却是让我一辈子伤心一辈子忧的地方。”

　　为什么是珠三角

　　作为20多年前开始走上经济快速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里的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诸如“深圳速度”的奇迹，但相比长三角等其他发达地区而言，这里的工伤特别是民工工伤更多更泛滥，2005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珠三角地区每年至少发生3万起工伤事故，这就意味着全国至少有3万个幸福的家庭沦为这一地区发达的牺牲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李强看来，产业结构的单一、投资者单纯追求赢利、地方政府监管的失控、地方文化的粗陋，是珠三角沦为农民工梦魇之地的最主要原因。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深圳作为经济领头羊角色作用的逐渐强大，从深圳到东莞再到广州、中山、珠海，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次第兴起了一股小工厂热潮，这些工厂凭借百万元左右的小规模低水平投资，成为广东省乃至全中国的小商品重要生产基地——玩具、电子、家具、家电、灯具、建材、五金器材等，都从这里滚滚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国。

　　显然，这种小工厂采取了劳动密集型的策略，说白了，就是依赖小规模的投资，靠榨取大规模数量的工人血汗钱为盈利模式。

　　在当时的环境下，全国农村多数地方万马齐喑，珠三角地区对劳工的大量需求，迅速吸引了各地农民工的蜂拥而至。在生存和安全的两相权重下，农民们选择了冒险的生存方式。

　　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并没有脱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继续加剧的趋势，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扩大安全生产投入，人数的众多将使投资者必须花费巨额资金，而这又和投资者期待小规模投资大规模盈利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忽视岗位培训、淡化安全投入、漠视劳工利益的现象就必然地发生了。

　　从国际范围内的经验看来，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恰恰就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特征在珠三角地区的复制和衍化。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珠三角的成功，一方面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荣誉，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调查中发现，当地政府并不是没有发现劳工保护的严重问题，但他们在一个两难的处境下，实际上踟躇难行。

　　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在荣誉光圈的笼罩之下，必须维护既有的成绩即发展速度，这就要求他们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以所谓宽松的政策留住投资者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基于社会的呼吁和起码的职业道德，必须考虑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

　　这就带来了两难的矛盾——在投资者和工人之间，政府应该选择谁？因为利益冲突已经明摆着：要维护劳工利益，就必然触动投资者的利益。经济利益至上主义，加上一部分政府官员和投资者的私人利益关系，政府部门的天平最终倒向了投资者。

　　事实上，这种失衡，已经严重到了危及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基础的地步。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从2004年以来，广东的“民工荒”现象有增无减。有人认为那是中国人口结构的恶果，而事实上，恰恰是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劳工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让越来越多的民工抛弃了珠三角。在此问题上，一位湖北籍民工的话或许很有典型性：

　　“在这里除了一点点小钱，没有尊严，没有安全，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人们现在追求的是幸福生活，而不是简单的钱，所以，我们对广东感到深深的失望。”

　　在这位有着大专文凭的民工看来，因为有了钱，人和人的关系都变得很奇怪，他说：“财富是一柄双刃剑，它既造就天使，也造就魔鬼。”

　　李强还认为，作为历史上欠发达地区的珠三角，只是近20年以来依赖特殊政策才有了飞速的发展。这种政策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不时显现出一种致命的弊端，即文化的缺乏。

　　很多受调查的民工和当地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在珠三角，人们只认钱，不认别的，无论是企业老板对于企业文化，还是当地官员对于人权维护，抑或是劳工的自我维护，都显得那么粗陋和短视。

　　这种文化底蕴的缺位，让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哪怕是赚了很多的钱，竟然也会感觉空洞洞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东莞一位老板的话意味深长。

　　是的，正如这位老板话外之意，在很多珠三角的投资者和监管者内心深处，除了赚钱，不知道能做些别的什么，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的很多投资，都变成了血汗工厂，沦为一个又一个工人的伤心之地，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