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省部级官员“推上”电视

　　央视每周五播出的《决策者说》，是目前国内惟一以省部级官员为采访对象的时政类电视专题节目。自去年2月试播以来，已经有50多位省部级官员走出办公楼，走进位于世纪坛地下的演播室。

　　把省部级官员“推上”电视

　　1月13日，星期五。

　　原本定下的一位嘉宾因故没来。央视《新闻会客厅·决策者说》栏目一阵忙乱，节目得临时调整播出安排。

　　在栏目制作者们看来，这事也很正常，因为栏目请的不是一般人，而是部级官员。

　　此前连续四期，《决策者说》连播“中国部长年度报告”，做客的嘉宾分别是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教育部部长周济，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张耕。

　　年初时，这个节目的雏形，也是以4位部长的特别节目为起点开始打造，但在当时，操作这四期节目竟然用了两个月时间。

　　经过一年的时间，CCTV终于打造出一个能与这个国家级电视台相匹配的平台：通过演播室将中国的决策者们从办公室请到位于北京中华世纪坛下面的演播室里，让他们讲解政策并回应公众对政策的质询。

　　CCTV新闻评论部的一位领导认为，国家级电视台需要这样一个栏目。

　　将近50个中国高级官员开始集中走进中国公众视野，这在中国电视新闻短暂的历史中，无疑是一个亮点。而其背后的故事则显示，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谁为政府发言？

　　“谁为政府发言”，是赵启正那期节目的题目。“我们的节目简直是应运而生的。”《决策者说》主编郭佳说。

　　2004年底，国家部委和地方纷纷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身为国新办主任的赵启正第一个走进演播室，面对主持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比如会不会给媒体穿“小鞋”。观众的提问也充满火药味。一位观众问，新闻发布会的一些记者是不是“托儿”？另一位观众问，美女记者是不是更容易抢到话筒？

　　这期节目当时还是《新闻会客厅》的栏目名，但基本奠定了《决策者说》的基本形态：主持人与嘉宾问答，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交流。

　　“赵启正非常职业，他是可以回答挑战性问题的。”《决策者说》的主持人沈冰说。她对高官题材很感兴趣，节目的最初创意正来源于她。

　　“不可能带一大群人到部委去，媒体就要发挥桥梁作用，把双方带到一个中立的地方。”沈冰说。新闻会客厅试图确立“新的主客场关系”———把官员请到演播室里。

　　2005年3月25日，从这天开始，每周五晚上八点二十分播出的《新闻会客厅》被冠以《决策者说》的新名字，正式与观众见面的第一位高官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

　　事实上，这期节目是在当年的两会期间录好的。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淇非常符合《决策者说》对嘉宾“重量级”的要求。“重量级”对《决策者说》来说，是一个硬性指标。能否请来“重量级”官员成为节目能否连续播出的关键。

　　“类似的高官电视节目，在央视曾有过八九个，但都死掉了。”新闻会客厅制片人包军昊说。节目开播时，很多人对节目能否办下去提出质疑，包军昊自己心里也打了一个问号。

　　郭佳回忆，播出最初的试验版后，正如包军昊所说，很多人都对这个栏目是否能实现常规化播出存有疑问，辛苦两个月，只联系到四个官员，很多同事都有放弃的打算。

　　“我觉得这个栏目有价值，需要的就是坚持，中国官员群体制定的政策影响到亿万公众的利益，他们有义务和公众面对面，而这种面对面也有利于官员们工作的开展。对官员和公众，是双赢的。”郭承认，她找到了这个节目的感觉，它会对中国政府决策透明起到推动作用。

　　2005年春节过后，这个节目正式启动，方法是作为新闻会客厅的周末特别节目推出，节目形成了一个5人策划团队。作为新闻会客厅的制片人，包军昊对栏目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他几乎没有干涉节目的具体运行，放手让团队工作。

　　“只要节目能正常运行，就是大功一件。”包军昊说。

　　给高层人士做“思想工作”

　　2005年春节后，节目工作人员开始“大撒网”。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等部委要员，都是重点对象。“我们都是走正规程序，往各个部门的宣传处发采访提纲。”一位策划说。

　　不过，正式开播不到两个月，就遭遇了一次断播危机———邀请的人来不了，而愿意来的请到的人不是热点人物。这个非热点人物的访谈也就那么用了。

　　而年底的“部长年度报告”几乎让所有的人绝望，按照设想，部长年度报告要邀请五个正部级官员到演播室，而离播出只有一周的时间，只确定了三个部长，这就意味着节目要“开天窗”，包军昊安慰节目组说，“实在不行，我们有日常节目往上顶。”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承认，他们经常会给邀请的省部级官员做“思想工作”，单是请人环节就几乎耗尽节目组所有人的精力。“很多部委都要‘死磕’。”一位策划说，一年来，平均每个嘉宾从邀请到录制，起码得3个月。

　　而请谁不请谁也有很大“学问”，要说服高层人士接受某个嘉宾到场经常会费很多周折，有一次，在某部长级官员的节目中，栏目策划提出要把一位新闻当事人请到演播室，但是这位官员的同事都觉得不合适，郭对他们说，“谁来，谁不来，我们会尊重你们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这个栏目就是提供一个高层人士和草根阶层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最后，对方同意，那个人可以进演播室。

　　向来低调的李金华2005年两次做客《决策者说》。沈冰说：“他们的原则是只接受一家。李金华去时空连线，我和他一路聊天，主动陪他去见台长，时不时和他说两句话，台领导也非常配合；然后陪着他去化妆，就认真谈这个节目的想法，但没说动他；接着去导播室，他被打动了，跟我们领导说，沈冰同志真是会做思想工作，但没说定，就进演播室了；调灯光时，我就说，这个灯光不错，聊一些家常话题，然后坐在一旁等着他；录完后，他见我还在那，就说，行，就这么定了。”

　　在节目录播之前，策划人员一般会和嘉宾见面，商讨方案，每次都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最初，各部委都要对他们的来意用意进行考察，而随着节目逐渐被官员群体接受，许多部委都知道有这个节目，时机恰当都愿意出来说话。

　　高官们在意什么

　　在邀请天津市长戴相龙的时候，策划刘明君送给戴一个光盘，光盘上是李毅中等曾经做客过《决策者说》的嘉宾名单。戴开着玩笑，一一点评这些昔日的同事。

　　“他们很关心，谁上去过，谁没有上去过。”一位策划说，他们曾经联系某个重量级部委的官员，年初就联系，但是对方以工作忙为理由推辞，但是到了年中，很多官员都已经当过嘉宾了，这个部门的官员主动打电话要求做一期节目。

　　“我们找人是着眼于当下热点，但各个部门又有自己的宣传计划，”郭佳说，“一旦各部门到了需要宣传时，跟上他们的进度，机会也就来了。有时候，部委的新闻处会告诉我们他们部长将在哪个场合出现，建议我们现场去抓。”

　　郭佳和“大名片”沈冰去了张保庆主持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会一散我们马上冲上去，问部长，今明后哪天方便，他说那就后天吧。就这么敲定了。”

　　2005年6月，国土资源部安排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副部长鹿心社上节目，节目组与之会面。“他们当时正好要宣传集约节约土地，而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地产价格和土地纠纷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去的。”最终，鹿接受了节目组准备的策划案。

　　按照包军昊的说法，“我们首先要追求节目的生存；我们有自己的追求，也有我们的表达。有一些热点，你来了就必须说。绝对不能片面化。”

　　官员们也很在意自己的表现，某部一个部长做完节目后，一直问身边工作人员，“我的表现如何？”事实上，这个官员的表现和公众对他的印象截然不同，这个节目对改善这个官员的形象作用很大，连这个部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部长的表现和平时判若两人。”

　　做完节目之后，嘉宾一般会亲自参加审片。一些官员在录制之前会说“我不行”，但审片的时候，很多官员都觉得很好。

　　主持人白岩松发现，节目改变了领导，领导也改变了节目。“看过节目的一些领导也会受以往节目的影响；部长们相对个性化和亲和的语言越来越多了，他们会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他们的表达更有个性，更直率。”

　　官员表现超出预期

　　1998年起，《东方之子》开始推出部长访谈录，此后又推出省长书记访谈录，这是国内电视界对高官访谈的最初尝试。主持节目的白岩松采访了众多省部级官员。

　　“官员表达有很大的进步。至少他们已经不回避镜头，以前的观念可能是，当领导不能总出风头，现在我和他们意识到需要沟通，不仅和领导沟通，尤其是需要和民众沟通，甚至把它作为工作的一部分。”白岩松说。

　　现在他对高官的采访驾轻就熟，甚至有的官员点名要白岩松主持。“如果说有什么比较吃力的话，可能是一些官员会像做工作报告一样，说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当然，这种官员的比例越来越小，而主持人也要调整，把问题问得更具体一些。”

　　2005年奔波于各个矿难现场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节目中痛骂“黑心矿主”：“这些矿主确实是黑心矿主，我这个帽子戴得不大不小，没有爱心，没有良心，真是有三倍的利润他敢上断头台，他没上，把矿工送到死亡路上，对于这样的非法矿主要依法严惩。”李的这段话被媒体广为转载。

　　2005年9月14日，薄熙来终于翩然而至。这一天，滞留在欧盟各个港口的中国纺织品终于得以放行，而9月4日，旷日持久的中欧纺织品谈判在北京结束。

　　为了这次节目，薄熙来甚至自己动手画了图表。“插入图表时用双视窗，衬衫多少件要精确，太细心了。化妆时，薄熙来从西服里掏出一根指挥棒，你看，我带来这个。所有人都乐了。我们正愁找不到一支漂亮的笔。”白岩松回忆说。

　　“这次录影很顺利。不到十几分钟，他的谈兴就上来了。我就跟他的同事说，你看，部长谈话也是需要挑战的，任何谈话，只有同等力量相互激励才会精彩。”一位节目组人员说。

　　“李金华喜欢硬一点的问题，尖锐的问题他一点也不排斥。相反，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谈话对手，他不希望你就是一朵花。”沈冰说。

　　“其实他们的口才和语言能力都很好，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素抑制了他们的发挥。如果他们更放开表达，精彩程度会进一步提升。”白岩松认为。

　　鹿心社那期节目，把清理土地囤积政策和土地纠纷放到了前头，而后才开始谈集约节约土地政策。他关于“北京的土地储备非常充足”的说法，对地产界产生巨大影响。

　　节目主编郭佳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自如地和传媒打交道，节目质量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官员们很少说‘空话’和‘大话’，毕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官员，尤其是很多官员都有在西方国家学习的经历。这些官员的新颖形象也让公众感到耳目一新。”

　　“公共生活”

　　白岩松经常会在聆听中提出问题，“采访李金华，他们的办公室追着我们要策划案，李金华说，要什么策划案，人家给你的问题会问吗？”

　　他的问题经常是在采访中蹦出来的。“你也看到了，其实我在问尖锐问题的时候，态度很温和。但事实上问题一点也不温和。我们跟嘉宾不是对立，我们需要的是答案，只看到态度没有用。”白岩松说。

　　包军昊说，《决策者说》追求的“新语态”，事实上只是开场白部分，类似西方的政治人物秀。“《决策者说》不会做成部长的工作报告，观众想看到他们更为人性化、更轻松的一面。”

　　“以前的东方之子不过十几分钟的演播室访谈，讲些部长们的人生感悟等等；现在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直面矛盾，还要直接面对事件当事人。”包军昊评论说。

　　当鹿心社坐在圆形台上的时候，台下的第一排最靠近他的那排观众中，有房地产商潘石屹，《财经》杂志和《焦点访谈》记者，还有他带来的国土资源部的一位司长和处长。

　　“我们的对话不完全是面对面的，而是几方面的声音，他们是新闻当事人，专家学者，新闻记者，大学生等，形成一个‘谈话场’，一起进行一个相对小规模的‘公共生活’，就公共政策、社会热点和行业热点进行讨论、沟通和解释。”郭佳认为，“有时候，辅嘉宾能改变谈话的倾向和颜色。”

　　白岩松认为，在社会矛盾多元化的情况下，任何政策更需要解读，多方沟通，才能找到落地的可行性。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担心部长们，他们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地方官员也能近距离与老百姓沟通。北京市长王岐山就要求他的局长们都上电视（广播），与市民交流。”

　　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的到来给《决策者说》策划者带来了无限惊喜。这是《决策者说》的策划们认为比较完美的一期节目。“这期节目要素较全，实现了一个追求———决策背后的故事，以及围绕决策的制度设计。”

　　潘贵玉向观众介绍自己如何给领导写信，讲实话，出实招，让计划生育奖励制度落地。为何不把发放权交给地方，她这么解释：“钱到地方政府手里，如同水流入干涸的土地中。”

　　尽管这项政策惠及的对象是一亿多农民，但决策背后的故事以及围绕决策进行的制度设计，能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政府执政理念以及运作方式。如何正确地观察政治，这是隐藏在节目内容背后的决策者说比较根本的一个追求。

　　让官员说出一些个人看法，“这也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白岩松说，“节目的精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嘉宾的发挥和表达，从媒体的角度来讲，节目的进步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部长们的进步速度领先于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