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以春节的名义腐败

　　文 张贵峰等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快过年了，各方都得打点，给有关领导和实权人物拜年必不可少，估计30万元打不住，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投资。”来自河南信阳的一家建筑安装公司的老板张经理这样告诉媒体记者。

　　反思“节日腐败”

　　近年来，对“节日腐败”“送礼腐败”，各地各级部门的监督措施就包括节日封车、廉政短信、夫人反腐、社会监督员，等等，可是到头来各种腐败花样还是监不胜监、督不胜督。

　　由此，笔者不禁想起不久前陕西榆林市副市长路志强的一句话：“一些人依法搞腐败”———“咱们好多法律伸缩性太大，自由裁量权太大。行政执法部门往往抓住你，先给你个‘下马威’，说你这个问题太严重，按规定应该罚你多少万，先把你吓住，然后你再请他吃饭、喝酒、送礼……”这位副市长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权力所以往往腐败得那么容易、那么有恃无恐，问题不仅出在下游的权力执行监督不够上，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与赋予权力的源头———法律本身监督的不够有关。

　　毋庸讳言，时下的许多行政执法权，往往站在照顾执法者的执法便利、效率的角度设计设置，而对权力的服务者———公众公共利益却重视不够，这样一来，“依法腐败”之下，反腐成本畸高、腐败成本低廉的权力运行状态便很难避免，而见证这种状态的，“节日腐败”肯定不是孤例。 湖北省沙洋县张贵峰

　　 张经理的“提前拜年”，是情非得已、无可奈何而为之的极具被动行为。诚如张经理所言，北京建筑安装市场竞争激烈，他们外地来京企业要想揽到活儿，就更不容易了，不提前打点怎么行？表面上看，“提前拜年”是外地来京企业参与激烈商场竞争的产物，可深层原因却是区域商业领域里，因执法监督部门丧失职业道德，行政缺位的真实体现。在这里，那些虽然有些繁琐但仍然处于健康状态的年关送礼民俗，无形中被异化成当权者的受贿钱袋了！如今的贪官在纳贡品时，甚至吝于一笑，因为他们的处世逻辑是：你送钱物给我，我为你办事，两厢情愿，你我双赢。殊不知，他们在贪欲之心的驱使下，把公权私有化了。我国历史上不乏一些拒贿清官，而在当今高度文明的社会里，却滋生了如许见惯不怪的纳贿贪官，这些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伊索言：掩盖一个缺点就会暴露出另一个缺点。如果不在总结反思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及时的纠正与整改，其隐患的放大后果不言而喻。 福建省平和县张少华

　　 看到这则新闻，我们不能不想起国家有关部门的年节“禁腐令”。应当说，近几年来，国家自上而下高度重视了反腐败工作，特别是一到年节，国家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都不厌其烦地再三重申“禁腐令”，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创新性地实行了许多具体措施，诸如登记制度和门检制度等等。其结果又怎么样呢？30万元拜年经费就是最好的说明，它不仅毫不留情地拷问着年节“禁腐令”的实际效果，也让有关部门的“禁令式管理”陷入极端的尴尬之中。

　　下属和管理对象向官员和实权部门请客送礼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原因在于行政权力运行的不规范，且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和纠正。因为当管理对象遇到行政侵权或行政不公、不当时，多数情况下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有时虽然最终被纠正了，但经济损失却无法挽回，因此为了防止有关领导和实权部门平时找麻烦，就必须在年节时联络感情，提前打点，提前铺路。

　　当人们不怕官员了，也就不去打点他们了，也就能省下这笔巨额拜年经费。那时，社会也变得更加清明，我们期待着。山东政法学院李克杰

　　 胡雪岩的成功有其特定背景：封建社会是小农经济，官治社会，一切活动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因此，商人向官员行贿就是必然而无奈的选择———以贿赂为纽带，受贿的官员和行贿的商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反观现在，无论是这位张经理的年前行贿账单，还是前段时间的官煤勾结，都透露出这样的迹象：胡雪岩式企业家并没有随市场经济的建立而销声匿迹，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某些行政部门的历史惯性。所以要问胡雪岩式企业家还要存续多久，就必须回答行政部门的历史惯性还要持续多久？

　　行贿看似周瑜打黄盖，其实不然，按常理推测，行贿还是迫不得已，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辛苦钱拱手相让———“算了算，30万元打不住，效益的一半儿出去了。我也不愿意这样打点，可又怕来年这些部门找我们麻烦。”张经理一席话道出了个中缘由和苦衷。

　　只有惩罚的结果大过了有关部门索贿的收益，它才会权衡利弊，靠道德说教，靠一纸通知就指望有关部门奉公守法，洁身自爱，那只能是幻想。青岛财经日报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