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

　　家离我们并不遥远

　　赵文斌

　　当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拉开序幕时，大西洋炙热的阳光正烤得我们如猫抓心般。小品不是不可乐，歌星不是不卖力，但我们就是找不到年的感觉。低着头从船头转到船尾

　　“现广播一个通知：经船指挥部研究，现在决定开通两部海事卫星电话，请同志们到机房排队。在此，指挥部通过你们给你们家人拜个年，祝……”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船长在广播里通知了第二遍，全船在沉寂中突然爆发出亢奋的欢呼：“噢、嗷、噢、嗷……”

　　走廊上，几百号人排成两条长龙，年近六旬的王高工排在第一个，后面的人与他开着玩笑：“老王，平时腿脚不便，这会儿怎么比谁都快？”老王挠着头不好意思指着机房旁自己的舱室说：“近水楼台，近水楼台。”

　　通信人员紧张地调整天线，大家在外面大声地说着笑着，眼神一直没有离开机房门。五分钟，漫长的五分钟，线路开通。王高工颤抖地拿起话筒，拨着号码，大家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走廊上鸦雀无声。老王急切地说：“我在海上挺好，你们在家好吧？饺子包了吗？孙子压岁钱给了吗？大儿子搬家了吗？……”不等回答，又问下一个问题，似乎想把憋了很多的话一股脑全都倒出来。“来点儿亲热的呀。”后面的人怂恿着。老王短暂地停顿一会儿，说：“孙子想我了吗？”话还没有说完，“嘟、嘟、嘟”，电话断了。老王背着手得意地朝大家看了一眼，回房间去了。

　　一分钟，每轮到一个人，我们都在心里默默数六十下。时间过得漫长而甜蜜，我们摸着每一个打完电话人的头，似乎先沾点儿新年的喜气，那人边走边把家里的事情没头没脑地说一路。

　　到了小李，电话响了十秒钟，没人接，每个人都能听见“嘟－，嘟－”声和心跳声。小李的眼泪快下来了，“快打手机呀”，有人提醒道。又是长长的沉默。“你好”，当电话那头终于有声音时，我们长长舒了一口气，露出无声的笑容。“你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笑容凝结在我们脸上。时间到了，小李默默地放下话筒，喃喃地说：“一定是带着孩子回我老家了，我老家没有电话，手机也没有信号。”“再打一个吧”，有人说，大家都点了点头。小李叫住刚打完电话的大张，说：“让我听听你儿子的声音。”大张快速地拨通了电话。“你怎么又打过来了？”电话里传来大张妻子兴奋的声音。“你快把孩子抱来，让他和小李说话。”说完，把电话交给了小李。孩子因为听见陌生人的声音，哇哇大哭，而小李幸福地闭上了眼睛，足足听够了半分钟，才把电话还给了大张。大张一问妻子，果然小李的妻子和孩子都回老家了。

　　打完电话，有人张罗着挂灯笼、贴对联、包饺子……闲下来，又到通信机房前转一圈，什么也不说，只是冲着还在等待的人笑一笑。北京时间零点钟声浑厚地敲响，悠然地回荡在这茫茫的大洋，新的一年来了！主持人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给远在大西洋执行任务的科考船拜年了！”那又涩又甜的泪一下子从我们的眼中滚落了。家离我们并不遥远！

　　祝福从传呼机蹦出来

　　游刚

　　家在偏僻而贫穷的小山村，那年，我的两个哥哥在外务工没能回家，和他们在一起务工的邻居马二哥却回来了。两个哥哥让马二哥捎回来一些钱，还给家里带回来一个小机器，说是传呼机，还说在大年三十那天，他们有话要“传”到这个“宝贝”里来，让我们一定要注意接收。

　　那时我刚18岁，拿到这个传呼机，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个黑溜溜的小东西往皮带上挂，虽然我不懂得如何使用它，但我知道这是有钱人才用得上的“洋机器”，在当时的小村里，只有乡干部才有，他们常常把那玩意儿挂在腰上，时时拿出来瞧一下，可神气了。父亲见我把玩那传呼机，吓得直吼：“莫把机器整烂了，等到大年三十那天再拿出来用。”父亲说完，小心翼翼地将传呼机锁在了柜子里。

　　大年三十，父亲小心地将那个传呼机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叫上我和母亲，一家人围坐在传呼机前，屏息凝气，十分严肃地等两个哥哥“传话”。同时大家也充满了好奇，难道大哥和二哥他们的声音会从这里面传来吗？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我们不吃不喝，呆呆地看着传呼机，生怕一不小心把两个哥哥“传”过来的话弄丢了。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眼看就要到了晌午，那小东西却没有半点儿“响动”。我们都有点儿忍不住了，这个传呼机是怎么啦？难道两个哥哥没有“传话”吗？于是父亲便叫邻居马二哥来帮我们看看。

　　马二哥把传呼机拿到手里看了看，呵呵地笑了起来，说你们居然没有打开开关呀！只见他摆弄了几下，又说，你们家这儿没有接收信号，必须到山上去看看。

　　还要爬山？父亲开始埋怨了，说这莫不是过去特务们用的“情报机”？要不然怎么要到山里才能用呢？马二哥说，大伯您别急，可能马上就有信号了，又说大伯，您儿子们的信息就由您来收吧，马二哥说着将传呼机挂在了父亲的皮带上。

　　爬到山顶，大家正准备坐下歇会儿，突然，父亲“哎呀呀……”大叫了起来，随即面如土色，战战兢兢地说：“那个机器，那个机器在放电！”然后脸色煞白地用手摁着那传呼机。

　　这是怎么啦？大家吓得不知所措，好在父亲只叫了一会儿就停了，说这东西怪了，听我一叫嚷就不放电了。马二哥忙从父亲的腰里取下传呼机，立即大笑起来，说：“哪是放电呀，只不过是我刚才将传呼调成了振动！”马二哥又说，是信息来了。于是他把那传呼机调弄了会儿，然后交到我们手里，只见传呼机的小屏幕上显示着一行字：祝爹妈和弟弟春节快乐！

　　见到两个哥哥的祝福，父亲和我都激动不已，父亲喃喃地说着：“这东西还真神了，真把两个娃的话传过来了！”然后又问马二哥，怎么才能说几句话过去呢？马二哥说，那可就复杂了，必须要对方有传呼机，然后用电话才能把话说过去，于是父亲和我又陷入了沉默。

　　如今，在小山村的家已安装了电话，在城市里务工的我也配了手机，每每看到手机上显示出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就知道是父母亲想我们了，要和儿子说说话，很是方便。

　　1999年的那个传呼机，让我们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每每和父母亲谈及那一幕，他们都会大笑一番，只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洋相出在红包上

　　沈岳明

　　老家不习惯用红包，那里过年都是直接拿钱出来塞在亲朋的孩子手里，叫压岁钱。来到广东就不同了，一定得买个红包将钱装进去再给亲朋。俗话说入乡随俗，尽管我不习惯也得去市场上买来一大叠红包，然后往里装钱，再按交往的亲密程度将装钱多少的红包一一送出去。

　　大年初一早上，我跟妻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装红包，从一百元到一千元不等，还有一个一时拿不定主意要装多少则空着，到时候再按情况决定。一切就绪，就在我们准备出门去跟朋友们拜年时，突然接到一位文友的电话。文友说你也在广州过年呀，不如你们来我家玩吧，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然后打牌。文友跟我平时的交往不多，只是一起开过几次笔会。妻子也不想去，说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呢。无奈，文友太热情了，一定要我们过去玩玩，还说我正要去的地方刚好经过他家，如果不吃午饭也行，就见个面，他在家门口等着。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去了。

　　到了文友家，文友一家的热情让我们实在走不脱。说了一会儿话，文友贤慧的妻子就将饭菜做好了，说是吃了再走也不迟。饭桌上，文友那几岁的小孩很甜地叫“叔叔、阿姨”，喝了几杯酒的我，在妻子的暗示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包塞在了小孩的手里。文友连说不好意思，于是在送我们走出家门的路上硬塞了一个红包给我。

　　我随手将红包交给了妻子。路上有凉风习习地吹，我的酒也慢慢地醒了。这时妻子问我是不是给的一百元金额的红包，我将身上的红包全拿出来数了数，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所有装了钱的红包都在，惟独那个空着的红包不见了！我连说，完了完了。当时我看见妻子朝我伸出一个手指头时就往口袋里掏，记得当时我还用手捏了捏，因为我明白妻子的意思，一根指头就表示一百元，于是我就将一个最薄的红包掏了出来……

　　还是妻子的反应快，她赶紧将文友给我的那个红包打开，他送了多少金额，我们应该立即返回同等金额的红包送过去，并将事情解释清楚，不然会让文友瞧不起的。等妻子打开文友给的那个红包，我们同时傻眼了，因为那个红包里面也是空的，仔细一看正是我们给出去的那个空红包。

　　经过一番折腾，我的酒也全醒了。于是我赶紧将那个空红包撕了个稀巴烂，并将所有的红包都交给了妻子，在以后的几个朋友家里，我只管喝酒，再也不管红包的事，不然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少洋相。

　　我家不再关院门了

　　明凯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城里上高中，那是我第一次出门拜年的春节。

　　“马儿，你快点儿起床！”大年初一一大早，父亲就对睡懒觉的弟弟说，“穿好到门口盯着，看到黄明叔他们来了就告诉我一声！”

　　这就怪了，往年的大年初一，父亲可都是要我们把院门关好啊。

　　那时，父亲是村里惟一一个民办教师。那些年，村里人办厂的办厂，做生意的做生意，大都富了起来，我们家却成了村里的贫困户。作为村里文化最高的父亲看到别人富了心里很不平衡，可他又舍不得离开那个讲台，说自己是文化人，不能只想到钱。一到过年，别的人家之间来来往往，互相拜年，很是热闹，而我们家却冷冷清清，没人会来，因为父亲拿不出压岁钱打发别人。父亲又是极爱面子的人，所以也不许我们出去给别人家拜年。

　　黄明叔据说年前刚被选为村主任，我问父亲：“黄明叔他要来我们家吗？”“他不是说今年要挨家挨户给村民拜年吗？”父亲说。

　　“喜叔他们从东面过来了。”弟弟在院门口叫道。

　　“好！”没想到，一向不讲究穿着的父亲立马就抓起那件新做的西装，边往身上套边吩咐我们准备这准备那。

　　不一会儿，弟弟的声音又传来了：“他们从我们门口过去，去三叔家了。”

　　三叔那几年跑运输发了，不仅盖起了小楼，家里还摆满了高档电器和家具，父亲却看不大惯三叔。“我们虽穷，但也要有志气。”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

　　“什么？”父亲一下子愣住了，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无力地坐下来。他的新衣服只套上了一半。

　　父亲老了，佝偻着身子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屋里很静，西邻三叔的院子里传来一阵一阵的笑声。父亲忽然站起来，三两下脱去那件新衣服，往床上一丢，对我们喊：“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给我关门！”他转过身嘴角挂上了一丝冷笑，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们念叨着：“哼，真是有钱能叫鬼推磨，我这个穷教员算什么呀？”

　　我跑出去刚将门掩上一半，就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推开了。黄明叔一步跨进来，后面跟一大群人。我不好阻拦，只是看着他们走进屋去。

　　笑声立刻在屋里响起来，有黄明叔的，也有别人的，就是没听到父亲的。我跟进屋去时，才听见父亲不冷不热的声音：“坐吧你们，抽烟，两角钱一包的……”“彭老师，你看，我们给您老送啥来了？”黄明叔指着外面的一辆崭新自行车：“凯儿进城上学还没辆车，这是村上奖给您老的，昨天三叔才买回来，刚才我们才到他家推来的哩。”

　　父亲连忙摆手道：“这……这……怎么行呢？”父亲不好意思起来。“怎么不行？您可是我们村的大功臣啊，您家的情况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当干部的失职啊！今后，我们村一定要兴起重视教育、尊重老师的风气！”

　　“谢谢，谢谢———”父亲的眼里分明含满了热泪。

　　坐了一会儿，他们要走了，我送他们到大门口，黄明叔拉着我的手说：“凯儿，好好念书，我们村还指望你第一个考上大学呢。”

　　站在门口，突然看到一群孩子过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关门，孩子们就一窝蜂似的挤进了我们家的门。

　　“你们干啥呀？”“我们也是来给老师拜年的哩……”

　　这个春节，我和弟弟也终于走出家门拜年了。从此以后，春节期间，我们家的院门再也不用关了。

　　糖裹米花泪中甜

　　林俊芳

　　母亲早逝后，父亲的言语猛然变得少了起来。为了供我这个女儿读书，父亲起早贪黑忙碌在庄稼地里，脸色迅速变得苍老起来。当父亲和我勉强能应付一日三餐，到过年时，父亲就会张着空荡荡的一双眼睛，让我揪心得说不出话来。

　　母亲在的每个除夕夜里，尽管家境清寒，但全家三口吃年饭的喜庆会充盈在屋子每个角落。后来的年饭简单而仓促，令我上床都提前了好长时间。

　　那个大年初一我早早起床，然后悄悄出门。乡村的规矩是拜年要赶早，喊上一连串爷爷姥姥伯伯婶娘什么的，再说上一段恭喜之类的话语，主人就会喜气洋洋拿出家里好吃的东西。小孩们最乐意此行，很快就能汇集成一支拜年的大军。我跟着他们一家家走动，原先空瘪的口袋渐渐鼓胀起来。当一户人家给我一个糖裹米花时，我的心顿时跳得飞快。那样的糖裹米花，一定先要用上等的大米爆成米花（我曾多次在那爆米花的烟雾缭绕中垂涎欲滴），然后，当一种香气十足的糖须将爆米花裹成球体时，就成了我眼前的这种美食。我把它紧紧攥在手中，恨不得几口就吞下去。然而，父亲这时也许饥肠辘辘。我想像着父亲见到这个糖裹米花的欢喜神情，只是为了更多的收获，我将它放进口袋里，紧紧跟着伙伴们继续拜年去了。

　　当我满载而归时，我呼唤父亲的声音扫去了屋子里的一片冷清。我在口袋里掏着那个糖裹米花，我费力地掏了好久。可是，等它出来时，上面却粘满了布屑和棉线———原来它紧紧粘住了我的衣服，我那忘乎所以的心情迫切，让它在我最为像样的衣服上撕破了一条长长的裂口。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为一个糖裹米花，为一件我平时舍不得上身的衣服，父亲和我都落下了眼泪。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一个男孩说他要给我一生的幸福。我平静地向他讲述了那个大年初一的故事，男孩点头不语。又是一个大年初一，男孩带着礼品到我家，进门就屈膝跪在我父亲跟前。父亲赶紧搀扶，男孩问：“您能让我叫您一声爸爸吗？”父亲眉开眼笑，连连答应。从此，这个屋子里多年来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格局一去不复返。

　　再后来，我们三人在城里买了房子。父亲一直单独住着一个房间，他说这样才能念记着母亲的种种好处。只是父亲不大赞成城里人不相往来的做法，尤其是在春节时分，父亲会看着屋子里各式各样的点心食物发一阵呆。丈夫看在眼里，大年初一早上便邻里之间四处活动。没过多久，我们屋子里也来客不绝。父亲双手将那些最好吃的东西塞到他们手中，他那欢喜的神情如同一个广施善缘的小小孩童。

　　尴尬咽到肚子里

　　大刚

　　原本我是不应该为拜年的事头痛的，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是远近闻名的困难企业，为此我在亲戚朋友中一直享受着“送礼豁免权”。比如去年大年初一，我准备给两个侄儿每人一百块压岁钱。然而拿着钱的手还在空中作抛物线运动，大嫂那分贝极高的嗓音便响了起来∶“谁不知道你困难，我们怎么能收你的钱？”我顿时有些惊慌，要知道隔壁胡大妈虽然眼睛早已老花，可是听力却见长，这么高分贝的声音极易引起她的好奇心，况且王大嫂就住在楼下，她那嘴可是……于是我与大嫂推了两三个来回就不敢推了。然而第二天，楼下的张大婶还是拉着我说：“你嫂子真不错，体谅你的困难……”我这才发现我免交压岁钱的事已经像“南极人”羽绒服一样，地球人都知道了。为了挽回名誉，我连忙买了相当于压岁钱的玩具趁各家阳台上人最多的时候拿回家，并且在楼下喊我两个侄儿的名字告诉他们这个喜讯。声音虽然不及大嫂嘹亮，也足以让一到六楼的街坊们都听得见了。

　　相对于家里人，同事朋友间就更麻烦了。去年大年初二，去主任家拜年。考虑到他不喝酒不吸烟，狠了狠心买了一罐两百来块钱的茶叶送去。年后再到他家去玩，他一个劲儿地表扬我的茶好喝，想到表扬我送的茶也就等于表扬我，我十分高兴。“你这茶比我老婆买的好多了，我说她不会买东西吧。嗨，花了八十啊！居然还没有你送来的好！”他显然还在为上了茶叶贩子的当而后悔。“可我这茶叶两百多一斤啊……”我的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是吗？我们以为只要三四十呢。你怎么不早说，我应该把你那罐送给厂长的，自己喝糟蹋了。”主任夫人后悔不迭。

　　拜年不送礼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不是中国人。吸取以往的教训，今年拜年我决定买一些比较冷门的礼品，然后在超市里撕几张价格高一些的物价标签贴在礼品上，这样就事半功倍了。有了这个好办法，相信我今年不再会为拜年头疼了。

　　身在南方想北方

　　郭茗儿

　　从未想过一个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潮女生，大年初一会在寺庙里对着冰冷的观音、佛主奉若神灵。可去年，我却经历了这样一次“另类拜年”。

　　和男友一起跑到深圳他家过年，是对我的父母行了一大骗才得以实施的。早已厌倦了北方穿着厚重的羽绒服，放着缺乏新意的鞭炮，吃着年年不变的饺子，讨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尴尬的压岁钱……如此种种关于过年的记忆，早已令我厌倦无比。

　　当阴谋得逞，终于来到可以穿着短裙过年的深圳，我像一条鱼一样到处游窜，逛街购物、会见同学，园博园、欢乐谷、小梅沙，所有的一切都令人新奇而兴奋。

　　在熬夜看了春晚之后，初一清晨我最后一个起床。迷迷糊糊走进客厅，发现大家都一副出远门的样子：运动鞋、背包、水、零食，他老妈嘴里嘀咕着：“还缺什么呢？”

　　“这是要去哪儿呀？”我有点儿吃惊。出去拜年也不用这么整装待发吧，提点礼品不就得了？

　　他老妈回答：“去弘法寺，给菩萨拜年。”

　　这阵势把我给吓住了：不给父母长辈、亲戚朋友拜年，倒要去寺庙给菩萨拜，这是什么陈规陋习？

　　男友说待会给你解释，然后催我梳洗上路：“要赶早，去的人太多，每年都堵车。”

　　从不觉得男友迷信，这次他们全家的行为却如此奇特，还每年都这样，天哪！我要走进的是怎样一个家庭！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才赶到仙湖植物园，果然是一路堵塞。而要抵达弘法寺，必须把车停在山下，然后步行走上去。下了车，我发现那阵势不亚于黄金周出游热门景点。到达弘法寺时，我的鞋上已经被人踩了无数脚。

　　排队领到几炷香后，我随着大队人马一尊菩萨一尊菩萨地拜，这个保佑平安，那个保佑发财的，反正我都不认识，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只是实在挤得透不过气，要不是死活拽着男友，我早被挤不见了。衣服扣子都快掉了，不要说脸上的新年妆了，看着别人脸上就知道自己早已惨不忍睹。

　　突然感觉手被烫得生疼，一看，旁边一人手里整个一炷香都戳到我手上了。男友喝斥那人一句，他连声说对不起。我则开始小心翼翼，一不被人烫，二不烫别人。看到有人拿了一把燃着的香，就赶紧躲得远远的。可依然防不胜防。在一个多级台阶上，比我站得高的一个“香民”的香灰还是掉到我的头发上，幸好香已经燃尽，我的秀发没什么大碍。

　　终于，在一个罐头瓶一样的庙里拜完所有的菩萨，走向出口的时候我简直要虚脱。

　　回到市区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谁还有心思做饭，干脆直接去了一家饭店。吃饭时，我突然想起北方的年：一家人温馨地围坐在一起吃饺子，走家串户地拜年，鲜红的对联、喜庆的新装、电话铃声连绵不绝、见面恭喜发财……眼眶突然就有点儿酸，借口出去给爸妈打电话拜年，然后哭得稀里哗啦。

　　电话里收到橄榄枝

　　蒋平

　　大年初一，接到的第一个祝福电话竟令我大跌眼镜：是一位工作中素存芥蒂的同事打来的。

　　同事的话不多，却情真意切，字字句句入了我的心坎。挂机良久，我仍然沉浸在他话语带来的感动里，真有种春节里如坐春风的感觉。

　　因担心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通话那一段很短的时间，我脑海里曾闪电般回想起与其交往的种种细节，均排除了他葫芦里卖其他药的可能，那么，惟一的可能便是他主动抛来化敌为友的橄榄枝了。

　　同事主动走出这一步，乍看起来有失颜面，仔细一想，其实不然，反而成了他的过人之处。最后的结果是：不仅未损他的自尊，相反在我眼里获得了豁达大度、开朗豪爽的印象分，这种印象分带来的是我给他的更美好的祝福和信任。祝福电话一过，同事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和别的好友并无两样，曾经工作中对他的一些成见，一下子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许多的时候，冤家是无意中结下的，而且又带有很大的隐蔽性，一些人在结冤之后一味想着去防人与报复人，结果陷入了冤冤相报的怪圈；同时，许多人产生矛盾之后，不肯轻易在人前低头，其实那才是为人处世之大忌。正因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矛盾双方而言，重归于好，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情面不过是一层薄纸，捅开它是迟早的事，聪明的荣誉牌往往总授予那些敢为人先的人，何况，要做到这一点委实又不是很难。

　　以我自己为例，今年过年，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同事的祝福电话，而且事后我承认：他做得比我聪明。

　　四盘川菜不寻常

　　文瀚

　　1990年春节即将来临，我特意去买了一瓶四川特产文君酒，准备带回上海请家人品尝。作为上海知青的子女，这可是自出生以来的二十三年时间里，自己平生第一次回父母亲的家乡上海过春节。

　　来自成都的我受到了家人的隆重欢迎：长辈们或问寒问暖，或递上热茶一杯以示关心；同辈们则陪我逛公园、看电影，以尽地主之谊。尽管听不懂软绵绵的上海话，吃惯了川菜的肠胃也无法适应甜腻腻的上海菜，但我依旧能够感受到家人的爱。

　　到上海的第三天，离开成都远赴海南经商的父母亲回到上海。第五天，正在上大学的妹妹也由重庆匆匆赶回上海，我们全家得以团聚。此时已是大年廿七了。

　　大年初一下午，我们一家四口前往舅舅家拜年。晚饭的时候，舅舅一边品尝着文君酒，一边吩咐表姐端出一个硕大的蒸锅。舅舅郑重地揭开锅盖，一股蒸汽散尽后，他像变戏法似的从蒸锅里端出一盘麻婆豆腐，然后又端出一盘回锅肉，紧接着的是辣椒肉丝、麻辣鸡丁。

　　整整四大盘川菜占据了餐桌的大部分空间，它们被红红的辣椒点缀着，给人以赏心悦目般的美感。仅就这一点，就勾起我的食欲。“美酒还得配佳肴，这样才算有品位。你们快点儿动筷子吧！”舅舅对我和妹妹说。看着我们夹了一块麻婆豆腐，舅妈又对母亲说：“知道你的两个孩子吃不来上海菜，所以我们专去找饭馆预订了这四盘川菜。我们吃不来辣椒，也不知道味道如何？”

　　说实话，这四盘川菜的味道都不行，虽然其外表很漂亮。一则，它们是经过改良的川菜，不仅辣味不足，而且根本没有放花椒。缺少了“麻辣味”的川菜，对于地道的四川人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好胃口呢？二则，它们是表姐于前晚带回来的，在冰箱里放了两个晚上，早已不新鲜了，再加上又在蒸锅里蒸了几个小时，味道岂不是更打了折扣吗？

　　然而，我和妹妹还是努力地吃完了这四盘川菜，我们都不想让舅舅全家感到失望。要知道，为了能让我们在上海吃到川菜，他们一家三口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遍大半个上海，才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找到一家川菜馆，又穿过了大半个市区，才将这四盘川菜带回家的。如此的辛苦，我们怎能表示不满意呢？

　　而今，16年的岁月过去后，在上海吃到正宗的川菜已不再是难事。但我还是忘不了1990年的大年初一。因为，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有四盘不同寻常的川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