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信念　团圆的信念

　　冯骥才

　　在中国民间，最深广的文化，莫过于“年文化”了。

　　无论是在古代缓慢的生活节律中，还是在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环境里，也无论你远游到什么地方，到了过年时都要回家。不用人提醒你，你也会千里迢迢赶回去，坐在一家人

　　西方人的年节，大致是由圣诞到新年，前后一周；中国的旧历年（现称春节）则是早早从吃一口那又黏又稠又香又热的腊八粥时，就微薄地听到了年的脚步声。这年的行程真是太长太长，直到转年正月十五闹元宵，在狂热中才画上句号。算一算，四十天。

　　中国人过年，与农业关系较大。农家的事，以大自然四季为一轮。年在农闲时，便有大把的日子可以折腾；年又在四季之始，生活的热望熊熊燃起。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是非要强化不可的了。或者说，年是一种强化的生活。

　　这样，一切好吃好穿好玩以及好的想法，都要放在过年上。平日竭力勤俭，岁时极尽所能，缘故是将生活靠向理想的水平。过年是人间生活的顶峰，也是每个孩子一年一度灿烂的梦。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物。那么中国人崇拜什么？崇拜太阳？崇拜性？崇拜龙？崇拜英雄？崇拜老子？崇拜男人？崇拜祖先？崇拜皇帝和包公……非也！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过日子”往往被视为生存过程。在人们给天地间的诸神众佛叩头烧香时，并非信仰，亦非尊崇，乃是企望神佛降福人间，能过上美好又富裕的生活。这无非借助神佛的威力，实现向往，至高无上的仍是生活本身。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这生活与迷人的理想混合在一起，便有了年的意味。等到过了年，人们走出这年所特有的状态，回到生活里，年的感觉也随即消失，好似一种幻觉消散。是啊，年，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

　　于是，无论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且不说鞭炮、春联、福字、年画、吊钱、年糕、糖瓜、元宵、空竹、灯谜、花会、祭祖、拜年、压岁钱、聚宝盆等这些年的专有的物事，单说饺子，原本是日常食品，到了年节，却非比寻常。从包饺子“捏小人嘴”到吃“团圆饺子”，都深深浸染了年的理想与年的心理。

　　而此刻，瓶子表示平安，金鱼表示富裕，瓜蔓表示延绵，桃子表示长寿，马蜂与猴表示封侯加官，鸡与菊花都表示吉利吉祥……生活中的一切形象，都用来图解理想。生活渲染了理想，顿时闪闪发光。

　　对于崇拜生活的民族来说，理想是一种实在的生活愿望。

　　生活中有欣喜满足，也有苦恼失落；有福从天降，也有灾难横生。年时，站在旧的一年的终点上，面对一片未知的生活，人人都怀着这样的愿望：企盼福气与惧怕灾祸。于是，千百年来，有一句话，把这种“年文化心理”表现得简练又明确，便是：驱邪降福。

　　这样，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发财、兴隆、加官、进禄、有余、长寿等年时吉语，便由此而生。这些切实的生活愿望，此刻全都进入生活，无处没有这些语言，无处不见这些吉祥图案。一代代中国人，还由此生发出各种过年方式，营造出浓浓的年的环境与氛围。长长40天，天天有节目，处处有讲究，事事有说法，这色彩与数字都有深刻的年的内容，这便构成了庞大、深厚、高密度的年文化。

　　年是自然的，年文化是人为的。它经过精心安排，比如，年前一切筹备的目标都是家庭，人也往家里奔，年夜大团圆的合家饭是年的最高潮；过了年，拜年从家庭内部开始，到亲戚、再到朋友，逐步走向社会；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就纯属社会活动了。这年的行为趋势，则是以家庭为核心，反映了对家庭幸福的企望与尊爱。

　　年文化是与民族共存的文化。

　　然而，应当承认，年文化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现在中国人的家庭中，年轻人渐渐成为一家之主，他们对闯入生活的外来文化更有兴趣；二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多了，节日偏爱消闲，不愿再遵循传统的繁缛习俗；三是年文化的传统含义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四是年画、鞭炮、祭祖等方式一样样从年的活动中撤出。有一种说法，过年只剩下吃合家饭、春节电视晚会和拜年三项内容，而拜年还在改变为“电话拜年”，如果春节晚会再不带劲，真成了“大周末”了。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失落，一种文化的失落。

　　可是，当我们在年前忙着置办年货时，或者在年根底下，在各地大小车站，看着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要抢在大年三十回到家中———我们会感到年的情结依然如故，于是我们明白，真正缺少的是年的新的方式与新的载体。

　　是我们自己把年淡化了。

　　如今，春节已是一半过年，一半文化。但由于长久以来，一直把年文化当作一种“旧俗”，如今依旧不能从文化上认识年的精神价值，所以在年日渐淡薄之时，我们并无忧虑。难道只有等待社会文明到了相当程度，才会出现年的复兴？

　　复兴不是复旧，而是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现在要紧的是，怎样做才能避免把传统扔得太快。太快，会出现文化上的失落与空白，还会接踵出现外来文化的“倒灌”和民族心理的失衡。

　　建设年文化，便是一个太大的、又不容忽视的文化工程。[钟选自《思想者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