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代，它涵盖了“文革”极左年代和改革开放新时代。当时有句口号叫“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可见军人的社会地位还是蛮高的，当然部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和影响。狗年春节前夕，记者在汕头市军休所碰见了两位在部队干了一辈子、人生际遇有相似之处的老军人———71岁的陈维琮和73岁的刘特墉。聊起当年在部队过春节的情景，两人颇有“白驹过隙”之慨。
原籍梅县而从小在汕头读书的陈维琮出身于书香门第，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在部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写得一手好字和漂亮的文章。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广西贵县，当时物质十分匮乏，每逢将近过年，他跟妻子都要忙着从工资中抽出一些钱为家住汕头的岳母家筹办什么白糖、肥皂、洗衣粉等等乃至粮票、布票，然后托探家的潮汕籍士兵捎回去。部队的生活本来就比较枯燥，过年也就是搞个团拜活动，到食堂包饺子。
陈维琮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79年1月28日的羊年春节。那时正在准备进行边境自卫还击战，部队处于临战状态，大年初一凌晨5点半陈维琮还与战友们照常起床出早操，背着背包越野拉练。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送粽子等年货到部队慰问子弟兵，但部队的过节气氛的确不是很浓。战场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按照上级的布置，每个人都要写遗书，才思敏捷的陈维琮写了很长一篇遗书寄回家去，结果一家人哭成一团，年也没有过好。但军人以保卫国家、服从命令为天职，大家当时的士气还是很高昂的。2月中旬开战，时任师宣传科副科长的陈维琮随军出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政治工作，搞宣传鼓动，但也要帮助扛弹药和筹粮。为了照顾年龄比自己大的同志，陈维琮将自己的干粮放在马背上，结果马在爬山时失足掉到山沟里，他整整饿了5天肚子。后来在火线上他又被炮弹的弹片蹭伤头部，虽然历尽艰险，所幸还是平安归来。回到家里，家人喜出望外，放起了鞭炮并做了丰盛的菜肴，一家子高高兴兴地补过了一个年。就在此时，陈维琮被部队记了二等功。
祖籍揭阳霖磐的刘特墉出身小地主家庭，解放那年他才16岁，因受高中老师的影响而思想倾向进步，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并加入青年团。1951年2月他入伍，先后两次上过朝鲜前线，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与陈维琮相似，他也受家庭所累而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拔，在广州军区牛田洋生产基地当了多年的生产科助理员。牛田洋在六七十年代可是响当当的先进典型，那几年又连续获得丰收，物质生活方面倒没多大问题。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倒台，不过极左思想在一段时间里还有相当的市场，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心头的阴霾才逐渐散去。出身不好的刘特墉终于提了个副科长，1979年春节前夕他到广州公干时，夜里如厕不慎摔断了一根肋骨，住进了广州军区总医院，没几天因为备战需要，他上药后离开医院返回汕头。那时候过年，部队自己养猪、酿酒、做粉丝和豆腐皮，东西管够，鱼是地方水产部门供应的，每斤淡水鱼卖四毛六，但要排队限量供应。“伤兵”刘特墉虽然肋部作痛，但心情舒畅，觉得那是七十年代过得最惬意的一个春节。本报记者王开颖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