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暴力抗法”的成本核算（时风）

　　春节刚过，就看到一则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福州台江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执法人员遭到暴力抗法，2名执法人员被人用刀捅成重伤。事件的起因是福州市多部门节后联合出动，整治非法三轮车营运。一位车主林晨（化名）在自己的三轮车被收缴之后，突然手持电工刀对执法人员施暴（据2月2日《东南快报》报道）。

　　一般来说，暴力抗法的逻辑总是让人感到很难理解：因为这明显是用一种后果更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常识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暴力抗法行为付出代价，这就是暴力抗法的成本。一个人预期自己为暴力抗法付出的成本越高，他的行为就会越温和，反之就会越暴戾。

　　具体到福州发生的这起案件，尽管报道中披露的信息相当有限，但我们仍然不难想见：林晨在春节假期期间就开始“非法三轮车营运”，其生活无疑是相当窘困的，三轮车说不定是他惟一的谋生手段也未可知。失去了三轮车，他的生活就难以为继，甚至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他实施暴力的成本接近于零，同时却能够获得宣泄愤怒的快感。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无须付出任何代价时，他是很难控制自己做这件事的冲动的。

　　暴力抗法无疑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时所必须清除的一颗毒瘤。如何才能成功地摘除这颗毒瘤呢？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增加那些潜在的暴力抗法者的“抗法成本”：这既包括要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制度，使这些人因为害怕失去这种有尊严的生活而有所忌惮；也包括我们进行城市管理时，要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比如，如果“非法三轮车”的确是一部分弱势群体谋生的惟一手段，那么就应该尽量通过使其合法化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通过简单取缔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和人的生存权相比，城市审美毕竟不是最重要的。

　　《江南时报》(2006年02月03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