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师 很累(图)

　　许多学校设有专门的学生心理辅导室，但对教师的心理健康却关注较少。庄小龙摄

　　做了6年老师，种种辛酸让我曾经数次想放弃这个职业，但真的想离开时，自己又有点心有不甘，“毕竟我为之付出了整个青春。”

　　本期人物

　　刘丽婧（化名）

　　刘丽婧（化名），29岁，四川人，广州某小学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

　　刘丽婧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从小就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立志将来长大后也要做一名教师。1996年高考结束后，被华中师范大学录取，成为了一名师范类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继续读研究生的机会，进入广州某小学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及班主任。

　　“不是我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刚开始读师范大学时，我就给自己立下志向，要用一生的时间投入到我所喜爱的教育事业，6年时间过去了，我却有点想退缩了……”

　　人物心声：

　　“古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今天却变成了‘一日为师，终生受骂’，被家长骂、被校长骂，甚至被学生骂。我们教师现在是‘集万千骂名于一身’。”

　　“孩子是正在成长过程的人，免不得会犯错，一旦犯错，社会上不分青红皂白把矛头都指向了教师，这公平吗？”

　　撰文：记者 王飞

　　1996年，我是带着童年的梦想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4年的大学生活更坚定了我要做一名人民教师的信念，毕业时也义无反顾地放弃了继续读研的机会，进入了广州一所小学做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从那时开始我就发誓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我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教育事业。

　　踏入工作岗位之后，我却发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作为一名教师，我必须负责任地用各种教育方法来教育学生，但这些教育方法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行，比如，“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学习成绩很差，每天的作业都完不成，回到家后又没有家长督促，我就在每天放学后让这个孩子留下来，让她在我办公室做完作业后再回家，一个星期未过，她的家长就找上门来了，当面质问我“孩子犯了什么错，你要把她留下来做作业？”并要求我不得再留她的孩子在学校，实在让我哭笑不得。

　　工作的前几年，虽然有一些磕磕绊绊，我还是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也许是“天道酬勤”吧，我获得了一些学校及市里的荣誉。

　　但200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对整个教育工作的认识，当时我带的是二年级，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一再强调了考试纪律：“不准看别人的试卷、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考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小男孩转过头去看旁边一个小女孩的试卷，小女孩很紧张地把试卷往一边拉了一下以防止被他看到，然后他就扭过头又要看后面同学的试卷。于是我就走过去警告了他一声，他仍然不听，继续偷看别人的试卷，使得其左右的小朋友都无法安心答题，我就敲了敲他的桌子提醒他不要“作弊”。因为，我觉得如果在学校里对“作弊”的孩子不措辞严厉、严格要求，这对他以后的成长将会带来更为不利的影响。

　　考试结束后，我还在班里整理试卷，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小女孩便哭着来找我说那个小男孩威胁要打她，原因是没有给他看试卷。我非常生气，马上把小男孩叫到了办公室，苦口婆心地给他上了一个多小时的“思想教育课”。

　　第二天早上我刚到单位，就发现学校里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小男孩的母亲跑到学校大吵大闹，并一定要当面质询我为何“要吓唬、侮辱她的孩子”，当着全校老师和学生的面，这位家长把我骂了一个多小时，连上午的课都给耽误了。后来等这位家长“气消了”之后我把她请到了办公室，但她一直拒绝相信自己的孩子会“作弊”，坚信是我“诽谤”了他。一定要我向她的孩子道歉，并要求学校把我更换掉。

　　后来我实在气不过，就拉住这个家长到班里当面对质，即使全班的孩子都说那个小孩作弊了，这个家长还是坚持自己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在家里从来都是一个好孩子，即使有错也是别人抄了他的试卷，老师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惩罚我的孩子。”就这样，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在这种争吵中度过，最后我还是以向她的孩子“道歉”、向学校写“检查”而告终。

　　这个家长根本意识不到，我的“道歉”和“检查”可能会毁了她孩子的一生。这名学生肯定会认识到自己的“抄袭”是对的，因为老师“道歉”并写“检查”了。

　　教育学中有一个“99+1=0”的教育典故，就是说教师和学校付出了99分的努力培养教育孩子，这个孩子回到家后，家长的“1分”负面的影响，就会使得整个教育效果变成“零”。很多教育工作本身就不是学校、老师独立完成的，它需要整个社会、包括家庭的共同努力。

　　现在的孩子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在学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同时，我们教师却“集万千骂名于一身”。古语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今天却变成了“一日为师，终生受骂”，就这样，来自学校的压力与日俱增，有时并不是教师、学校的责任，但也要承担来自社会、家庭、媒体等各方的压力。

　　让我更为苦恼的是，为了避免惹是生非，学校也站在了家长与社会的一方，无论遇到任何事情，教师或者班主任就成了“替罪羔羊”，2004年6月的一天，我们班正在上课，吊在天花板上的摇扇突然掉了下来，从一个学生的肩膀上滑到了地上，当时我都快吓晕了，随即带学生到医院做全面检查，并为学生垫付了医药费，“还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仅仅是肩膀有一点皮外伤罢了。”孩子的家长赶到学校，了解情况后家长表示要追究学校的责任，并要求对孩子进行复检，于是，我又陪同孩子及其家长到医院重新做了一次更全面的检查，仍旧没有发现问题，我再次垫付了检查费。

　　回到学校后，校长向全校的班主任下发了责任状，并称“所有涉及班级电扇、电灯等方面的安全事故，班主任都是第一责任人。”这就意味着我们教师的工作又添加了一项新内容，就是充当电工，这样，我们班主任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一个小学老师，本身的工作压力其实已不轻松，再要整天纠缠在这些家长、学校以及社会各个角色之间，使我的身心倍感疲惫。每天早上6时50分就要起床，晚上6时多才能赶回家里，有时遇到突发事件，晚上10时多才能回家，回到家里收拾完家务后还要批改作业。这也使得自己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各种疾病也随之而来，“以前在大学里，我是系排球队队员，现在掂一桶花生油上楼也觉得气喘吁吁。”

　　2005年6月份的一天晚上，天气很热，洗澡时觉得胸口很闷，两眼发黑，跟爱人一起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过度劳累引发的“心律不齐”，医生建议我要静养，必须住院休养或者在家休息。但考虑到第二天有4节课，我仍照常起床去单位上班，结果上午第三节课时就晕倒在讲台上，现在胳膊上还留着一块磕在水泥地上的伤疤呢。

　　可能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知道自己病了还不请假，如果在一般单位，生病了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请病假，但作为我们教师就不行。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请假，需要跟其他老师调课，这些落下的课还得由自己补上，这样，几天的课堆在一起要用一两天的时间才能讲完，这会让刚刚康复的身体再次病倒。

　　请假还可能会导致另一个结局，请病假的时间超过一天的话要扣工资，只有2000多元的月工资很可能因一次病假而所剩无几。因此，只要能起床就硬撑着上讲台，即使喉咙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也照样上课。因为生病不敢请假，我们学校有几个老师都发生过晕倒在讲台上的事情。

　　这也使得我快30岁了，还不敢要孩子，“一是担心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很怕怀孕后会出现什么意外，二是担心即使把孩子生下来，也没有时间去照顾他。”

　　6年时间过去了，这些辛酸让我曾经数次想放弃这个职业，但真的想离开时，自己又有点心有不甘，“毕竟我为之付出了整个青春。”

　　“其实我不是为了向你们媒体控诉，”采访结束时，刘老师告诉记者，“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把这些事实公之于众，让整个社会能理解、配合教师，更好地做好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