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扬中外的三五牌时钟（民国名牌）

　　旧时，三五牌时钟是享誉全国的名牌国货。提起它的“身世”，我们则可以从中了解我国民族工业艰难创业的一个侧面。

　　创建

　　三五牌时钟是旧中国“中国钟厂”（原名中国钟表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当时市场上时钟畅销的都是日本货，除此以外就属德国的。虽然国内制钟业有上海、昌明、中南、烟台等数厂，造出的时钟和日本货相仿，但质量欠佳，销路不好，因此时钟市场几乎被洋货垄断。毛式唐很有见地，他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钟表商经营重心都放在商业上，技术工人大都招自胶州湾原德商时钟装配厂，对时钟制造和设计并不是很精通，因此产品质量不行。如果经营者真正重视质量，聘请熟谙时钟的技师，则未始不能与外货争雄。于是，他与钟才章、阮顺发凑在一起商议利用钟才章现成的厂房筹建钟厂。先由阮研究日、德所造时钟的结构，试制成样式新颖，能走15天的样钟。共筹集资金16万元，以毛式唐为经理，钟才章为厂长，阮顺发为工程师，即在1940年，于原钟才章的肇嘉浜路608号钟才记营造厂厂址上设厂，定名中国钟厂，购置机器设备，聘用了40多名工人，正式开工生产。

　　产销两旺

　　中国钟厂初创时，品种单一，产量较低，日产量只有30余只，后来品种发展到有五寸半、八寸半、十寸各式长挂钟以及山型台钟多种。为提高质量，在机件结构上大胆改革，制造出鸟笼式齿轮和光洁度更高的轴芯，使机体运行减少摩擦，从而使走时更准确，并延长了使用寿命。并且又首创了自动式擒纵机构和打点自动跟踪机构，采用这种结构的钟，长针可以倒拨顺拨，只要不带动短针，都能自由调整时间。还设计了制作活摆结构，使摆锤不受歪斜影响，即使时钟歪挂斜放，也能准确行走。综合上述性能和特点，中国钟厂采用555为产品商标，定名为三五牌15天时钟。三五牌时钟一问世即深受社会欢迎，在中国国货公司设专柜寄售，并利用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在海外的贸易渠道，把产品推销到南洋群岛，海外华侨购买十分踊跃。国内外销路打开后，中国钟厂也随之发展壮大，一年以后，产销两旺，全厂职工已达120人，产品80％远销海外。

　　致力内销

　　中国钟厂在此大好形势下，邀请了一部分实业界名人士入股，资金增至法币40万元，不久又增资到120万元，由李康年任董事长、王宽诚任总经理、毛式唐仍任经理、朱德禽任厂长，阮顺发任工程师。随即着手大批采购原材料，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不料这一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封锁出海口，中国钟厂的外销业务顿时陷入停顿状态，经营一时举步维艰，此时只好全力致力于内销，开拓国内市场。他们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新设计制造了报刻钟、圆形挂钟等，吸引消费者选购。另一方面委托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荣昌祥广告公司设计，在报纸、车站、码头及电影院大做广告。并将一只时钟拆去一块钟壳外板，歪斜悬挂，使观者清楚地看到钟砣有力地摆动，还在旁边编写一首顺口溜：“挂歪摆歪，虽歪不停；倒拨顺拨，一拨就准。”以示三五牌时钟的独特优点，作为宣传。经过上述努力，首先打开了京沪、沪杭铁路沿线城市的销路，随之很快享誉全国。1942年，同样颇有名声的昌明钟厂生产出了18天钟，中国钟厂立即生产了21天钟和落地报刻大钟与之抗衡。同时还生产了一种大众化的不鸣点单套座挂钟，借此争夺低消费水平的顾客。此时的三五牌时钟商誉益增，成了举世公认的名牌产品。

　　惨淡经营

　　中国钟厂名声显赫，终于引起了敌伪的觊觎，便进行敲诈勒索，以查抄军用物资为借口，他们封查了钟厂的物资仓库，迫使全厂陷于停工。厂长朱德禽气得前往询问，结果遭到一顿毒打，厂方知道无理可说，为了生存，只得托人向“七十六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特务头子吴世宝和上海日本军部疏通，花费了巨额金条，这才将仓库启封。但吴世宝提出派其徒弟进厂担任工务主任，操纵全厂工人的进退大权，厂方只得忍气吞声照办。这以后，逢时过节，还得给日伪各方送去厚礼。而且厂方各部领导人处处受掣肘，暗中被监视。不久，总务主任王纪华（总经理王宽诚的堂弟，中共地下党）被日伪逮捕关押，王纪华忍受酷刑，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最后敌人得不到证据，只得将他释放。1944年，上海局势变化，王宽诚离开上海去重庆，总经理由董事长李康年兼任。

　　中国钟厂在极度困境中艰难度日，至抗战胜利前夕，再也无法支撑，只得遣散职工，宣告停业。不久日本投降，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致使通货膨胀，美国剩余物资和进口货充斥市场，中国钟厂和所有民族工厂一样，已是奄奄一息，勉强维持。至全国解放前夕，不得不再次停产，解散职工，仅留少数人员护厂。

　　解放后的中国钟厂

　　上海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中国钟厂立即着手复工事宜，首先发信通知遣散各处的职工分批来厂上班，生产逐步走向正规。三五牌时钟在1950年由上海百货供应站收购，销路从此有了保障。然而，当时对外贸易遭到美蒋封锁，所需的金属材料难以进口，国产材料尤其是发条质量较差，难以使用。于是厂方派了专人往烟台、东北等地收购，也曾向日本订购，但当时中日邦交未复，日方厂商受到美国封锁禁令所限中途毁约。最后向瑞典订购几批，但杯水车薪，远不能满足生产上所需，所幸上海市轻工业局给予大力支持，同上海钟表材料厂奋力会战，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在1957年制成了第一批合用的国产发条。不久，又试制成功国产摆丝，为中国钟厂发展生产制造了有利条件。至1956年，三五牌时钟已外销到和我国建交的印尼、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国。这以后，部分产品还远销到英、法等国。早在1954年12月，中国钟厂即实行了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中国钟厂。1956年至1960年，私营文华钟山、电镀厂、钟圈厂、钟才记木壳厂等先后并入，职工增至600余人。产品品种也从合营前单一的15天钟增加为15天钟、30天钟两大门类。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先后研制成音乐报时钟、半导体挂钟、六面路子母钟，在国内钟表工业中增补了多项空白。但在文革中，产品质量下滑，花色减少，几乎遭到商业部门拒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企业面貌全新，三五牌时钟多次被评为优质产品，获得著名商标证书，评为全国木钟第一名。

　　《江南时报》(2006年02月05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