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工讨薪从51岁跑到60岁

　　本报记者 李斌

　　1月27日，农历大年除夕前一天，冯太铎终于拿着建筑公司给的12万元回到农村老家。

　　“多少可以给工人们一个交待了。”他在电话中告诉《中国青年报》。这是冯太铎

　　就在几天前，记者在广东东莞见到了冯太铎。那几天，他总是眉头紧锁地拎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厚厚一叠资料，包括合同、工程款的开支情况等，都与某项工程有关。

　　“这么多年，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丢了它就等于丢了我的命。”

　　1997年以来，一直住在烂尾楼里的冯太铎，就拎着这个塑料袋，每年几十次地去“要钱”。但从51岁跑到了60岁，工地早被拍卖重建了，发包工程的东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建总”）始终没有和他结算结清工程款，理由只有一个：开发商不见了，没钱。

　　结算？9年来总是在敷衍

　　冯太铎已记不起第一次找东莞建总要钱的情形。在他看来，过去9年“讨债”的经历，每次都那么相似，“他们就是在敷衍。”

　　冯太铎从1992年开始做包工头。当过6年兵的冯太铎，以为只要老老实实干活就能拿到钱。但“拖欠”就在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

　　1994年12月9日，在做完工地的打桩程序后，东莞建总将工程“吉之城商住楼”发包给了李满辉负责的东莞市石排建筑第十八施工队。合同约定，总造价980多万元的工程，实行包工包料，由施工队带资总额的30％承包，完工后东莞建总将全部归还自带资金。

　　来自广东省阳江市的农民包工头冯太铎和黄富生，通过高利贷等方式筹集资金207万元，成了李满辉的合作者，3人以石排建筑第十八施工队的名义施工。工程在1995年1月开工，历经多次停工后，1997年1月因为资金不到位而彻底停了下来。

　　100多名工人在等了一段时间后，拿着冯太铎等人开的欠条先后离去。除了几十万元的民工工资外，当时的冯太铎和黄富生还欠着30多万元的高利贷和几十万元的材料款。

　　工程停工后，冯太铎要求结算工程款，但东莞建总没有同意，也不说明理由。上门去找，办公室的人有时甚至不和他打招呼。

　　2002年7月，东莞建总的一位副科长突然来到工地，要走了所有资料，说是要结算了。冯太铎高兴得一晚上没合眼。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位副科长身上。但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去找，副科长却调走了。“这一段时间很忙，知道了。”“正在抓紧时间结算。”“不光你急，我们也很急啊。”“开发商跑了，我们也没有钱。”这几年，冯太铎听来听去就是这些话。有时候，办公室的人会很热情地把他送到门口，拍拍他的肩膀，满脸笑容：“对不起啊，很快就结算出来。”“我从来没有发过火。他说在抓紧时间结算，我怎么发火？”

　　记者问：“你相信真是在结算吗？”“不相信，但没钱就发不起火。我们这些农民太老实，容易受骗。”冯太铎叹了一口气，“急啊，那种感受说不出来。”

　　结算协议一年都没兑现

　　9年“讨债”生涯，除了隔三岔五地催促东莞建总，冯太铎以前只有两次想到求助于法律。

　　第一次是在2001年，受自己被债主起诉的启发，他找到律师，准备状告东莞建总，因为没有结算工程款等原因，未被法院立案。第二次是在2005年2月，他们通过律师找到东莞市建设局，在后者的调解下，拿到了20万元用于发放民工工资。

　　那一次，双方还协议在1个月内做好对已完成工程的结算，如有争议，双方报市造价站仲裁确定。同时，冯太铎等3人要保证不因工资问题再向有关部门上访，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拿着这份协议，我像捧着圣旨一样。”冯太铎说，“三方都签字了，政府部门还盖了章，我想肯定没问题了。”2005年的春节，冯太铎在9年里第一次感觉好过一点。他大声对工人们说：“你们不用怕了，最迟两三个月就能拿到钱。”

　　3月8日，冯太铎将工程结算书送交东莞建总。他们计算出的工程施工总价为3668949．54元，除去东莞建总在施工中支付的105万元和20万元民工工资，冯太铎认为公司还欠他们200多万元。

　　直到2005年7月，冯太铎总算得到了明确答复：“最慢在8月初结算好。”但转眼4个多月过去了，冯太铎拨通了公司总经理古玉怀的电话，对方又答应他“在一个礼拜内大家坐下来谈”。

　　还是没有结果。中途，冯太铎给市建设局信访办的同志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下文。“以前那么多年，你想过要找政府部门吗？”记者问。“没有这种意识。以前随便拖欠工资，政府部门也不理，找了也没用。”冯太铎说。

　　儿女成家，自己身无分文

　　因为拖欠的工程款，冯太铎的生活完全被改变。

　　2005年9月15日，东莞市人民法院向他下达了“拘留决定书”：因妨害民事诉讼，拘留15日。原来，冯太铎拖欠了别人3万元的钢材费，被3次告上法庭，仍无钱偿还，结果被拘留。

　　他将之视为一生的耻辱。进拘留所的头两天，冯太铎连水都没喝上一口，面对铁窗潸然泪下：“别人欠我钱，我连官司都打不了，我欠人家钱却要坐牢。自己真没用。”

　　更让他难过的是，9月21日就是最小的女儿出嫁的日子。20日下午5时，被关了6天的冯太铎走出拘留所。回到住处后洗了头发刮干净胡子，赶到广州乘车，晚上十点多钟，他出现在女儿面前。此时的冯太铎口袋里只剩下98元钱。

　　这9年，冯太铎住在烂尾楼里，主要靠揽一些小活儿维持生计；有时两三个月找不到活干，就要靠借钱过日子。附近的小卖部也成了他的债主。

　　在他老家有个习俗，一旦门上贴了春联，债主就不会上门了。这些年来，不到贴春联的头一天，冯太铎就不敢回家。大年初一一过，他就赶紧回到东莞。

　　离过年还有1个多月，为了躲避债主，冯太铎开始早出晚归。没有活儿干，就去老乡的工地上转转，或者在附近的小卖部里坐半天。晚上十点之后，他才敢回到烂尾楼。

　　工程发包方原是项目投资人

　　冯太铎很急，但有人不理解。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急？”1月6日，东莞建总行政部负责人廖唯秋对记者说。在他的办公室旁边，挂着一块广东省工商局在1997年4月授予的牌子：“连续十年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而正是在这一年，冯太铎等人开始了向该公司追讨工程款之路。“我们一直在努力找甲方（指项目开发商），听说有点儿眉目了，知道它在香港。”廖唯秋说，公司付钱给施工队的前提是开发商有钱给公司。“香港离东莞这么近，要找他们很难吗？”记者问他。“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那为什么不去找？”“我们要准备好材料啊。”“准备材料需要9年吗？为什么不先和施工队结算？”“这个我无法回答。”廖唯秋呵呵一笑。

　　他告诉记者，开发商也拖欠了公司大约300万元的工程款，他们也很急。他认为是李满辉把公司拖进了泥潭，“开始是公司在做，打了桩，发现开发商没有钱给，准备撤场，李满辉在开发商的介绍下找到了公司，要求挂靠，说是可以带资。”

　　但记者了解到，李满辉所在的施工队和东莞建总的合同关系是承包与发包的关系。对此，廖唯秋表示不太清楚。

　　记者在东莞市工商局查询到，“吉之城商住楼”项目的开发商为“东莞吉之城商业住宅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吉之城”），注册资本为7280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为1993年8月28日至2003年8月27日。其中，东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即为投资者之一，出资额为2184万元，占投资总额的30％。另一投资方为“（香港）吉之城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登记的地址就是东莞建总所在地，当年为“东莞市运河西路3号”。

　　按廖唯秋的解释，当时“吉之城”没有地方办公，就租用了总公司的房子，后来搬到了附近的一家酒店办公（目前该酒店已倒闭），“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们也不知道。”2003年5月8日，“吉之城”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古玉怀当年代表公司和施工队签订了合同，记者坚持要采访他。廖唯秋说他出差了，给了记者一个手机号，和冯太铎得到的号码一样，无法拨通。

　　最新进展：3个月内做好结算

　　对于冯太铎等人的遭遇，东莞市建设局负责信访工作的汤锦华表示很同情。他说，此事的解决难度很大，因为“开发商不见了，又拖了这么长时间”。

　　2005年2月2日，在汤锦华的组织下，双方曾达成一项协议：由施工队会同甲方（指东莞建总）通过法律途径向“吉之城”项目开发商追讨工程款，如因甲方的过错导致工程款无法追回，则可向甲方追讨。但廖唯秋在签字后称没带公章。第二天，最终达成的协议里去掉了这一条。

　　那么，东莞建总有没有责任向施工队支付工程款呢？汤锦华不敢肯定。“如果市建总是项目的投资方，应该按所占股份的比例赔偿工程款。”

　　2006年1月24日，汤锦华告诉记者，市建设局有关领导要求处理好这件事。1月10日，在该局一位副局长的过问下，双方又进行了协商，但冯太铎希望拿点钱过年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找他们老总谈过几次了，但没有钱，怎么压他都不行。”汤锦华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1月25日和26日，在两次调解后，冯太铎从东莞建总“借支”了12万元，对方答应他们在春节后3个月内找到（香港）吉之城投资有限公司，做好工程款的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