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接受民间考评

　　本报记者 成梅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创始人之一、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认为，这个奖项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立的学术机构来评价政府。“事实上，在国外‘民评官’已成惯例，不过在国内，如果贸然出台这样一个奖项，很可能和现有体制内的评价标准冲突。”他介绍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第一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以“政府创新征文评选”的形式

　　2005年11月，刚刚结束了3个月党校学习的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区长王天琦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王区长，你是不是调走了？你调走以后会不会‘人亡政息’？”

　　王天琦立即召开了“群众小事调处会”。会上，他对“人亡政息”作了这样的解释：“‘人’字形雁阵的头雁起到了突破空气阻力、领路带头的作用。但飞行中头雁并不是固定的，一只头雁飞累了，就会有第二只顶上来。变化的是头雁，不变的是飞行的目标和速度。”

　　每次提到这件事，王天琦都想说明一个道理：贾汪区“公众政务全程监督”将会是一项持续性的制度，不会因领导班子的变更而动摇。

　　他最近一次讲这番话是在2006年1月13日下午，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的陈述会上。

　　这项由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等三家民间学术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建于2000年，迄今举办了3届。“虽然批评和鼓励都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由民间学术机构出面，对政府创新给予激励，会比单纯的批评更有建设性。”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告诉记者，他们创建这一奖项的初衷就是“把地方政府探索的好制度放大出来，给基层政府一个‘露脸’的机会”。

　　2006年1月13日，北京民族饭店。

　　25个入围基层政府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参加最后一轮的陈述和辩论，竞争10个“优胜奖”。组委会要求，每个代表的陈述时间是10分钟，另有5分钟答辩。代表的陈述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计时，并通过写有“3分钟”、“1分钟”的牌子提示演讲者发言的剩余时间。如果陈述超时，再精彩的讲话也会被主持人无情打断。

　　“我还有一分钟，我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上海市徐汇区代表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记者发现，为了掐准时间，甚至有代表紧张得频频擦汗。从这些细节看来，在这场“民评官”的考验中，政府官员都主动地遵守了学者们制定的游戏规则。

　　这个奖项的创始人之一、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立的学术机构来评价政府。“事实上，在国外‘民评官’已成惯例，不过在国内，如果贸然出台这样一个奖项，很可能和现有体制内的评价标准冲突。”他介绍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第一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以“政府创新征文评选”的形式出现的。

　　征文比赛颁奖之后，中央政府并没有对此事提出异议，有些官员还表达了个人对这个奖项的支持。从第二届开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逐步完善，240多家基层政府参评，评选的主体也从征文转变为以基层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项目。

　　经过5年时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影响力开始逐渐显现。据中央编译局工作人员的跟踪调查显示，前两届入选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有2／3已经升迁或调至更重要的岗位。

　　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吸引了全国283个地方政府申报，单从数量上看，已经比上一届增加了15．5％。由于申报项目普遍质量较高，专家评委决定把入围奖由原来的20个扩充到25个。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重庆市人民政府作为第一个“放下身段”参加角逐的省级政府，出现在一群县、村级政府当中，很是显眼。

　　“省级政府有资金和效率方面的优势，改革的受益面更广泛，面临的政治风险和阻力也更大。”王长江教授向本报记者透露，评委们对参评的第一个省级政府———重庆市给予了高度关注，甚至考虑如果它没能获得优胜，也要“破格表扬”一下。

　　2005年1月14日上午，评选结果在人民大会堂发布。

　　最终，评委们对重庆市给予“破格表扬”的计划没能成为现实，因为投票结束后，重庆市政府“创建法治政府的四项制度”得到一致认可，获得了优胜奖。

　　记者发现，获得本次评选优胜奖的10个政府创新项目中，公共服务类项目几乎占了一半。其中包括河北省迁安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福建省泉州市总工会的“外来工维权新模式”、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的“五保村”建设、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办事处的“爱心超市”等。

　　王长江告诉记者，评委会更侧重于鼓励那些敢于突破原有限制，同时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项目。相反，对那些只是把制度完善化、精致化的项目则不会重点推荐。

　　四川省平昌县委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成员”就是评委们一致认可的基层民主创新的典型案例。

　　平昌县选举党委领导班子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党员公开进行“三轮选”。在已经确定的党委班子候选人当中，第一轮选党委书记，落选者参加副书记的选举，第二轮选党委副书记，落选者参加党委委员选举，第三轮选举党委委员。

　　“落选干部有了一个合理的安排，维护了领导班子的团结。”王长江教授认为，虽然这只是选举程序上的一个小改动，但是它解决了落选干部的“面子”问题。

　　评委会强调的另一个原则是，要兼顾实施成本。对其他地区没有借鉴价值或不便推广的项目，评委也会酌情扣分。

　　由于“优胜奖”的获奖名单是现场公布，很多代表在得知自己落选之后，表情立刻“由晴转阴”。

　　在颁奖结束的提问时间里，有记者质疑道：“浙江省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已经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认可，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为什么没有获奖？”

　　浙江省长兴县从2001年开始试行的“教育券制度”包括：到职业学校、民办学校上学的学生可获面值300～500元的教育券；贫困生每学期可获200元的教育券。这一措施不仅扶植了当地民办教育，还平衡了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的比例，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迄今为止，该地区小学的入学率已达100％，初中为99．8％。

　　俞可平教授对“教育券制度”的落选给出了解释：“没有获胜的15个入围项目都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很优秀，都非常值得推广。”但他也表示，名额有限，只能以专家评委会的投票结果为准。

　　除了“教育券制度”，还有几个落选的基层政府代表也对评选结果表达了一些质疑，主要集中在，答辩阶段表现很好，却没有获得优胜。其中就包括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的“公众政务全程监督”。

　　“公众政务全程监督”制度分成民意咨询、民代听政、民众质询、民调评价四个部分。民意咨询、民代听证和民众质询重在拓展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和问责权。在民调评价的环节中，贾汪区还特意委托独立的调查机构对公务员和公众意见进行了全面调查。贾汪区“政务办”的工作人员小袁认为，他们把中组部要求的“把民意调查作为考核干部的新方式”创造性地运用到了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践中。

　　据贾汪区参评代表介绍，王区长陈述时场内鸦雀无声，陈述完毕掌声雷动。“演讲效果这么好却落选了，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对此，王长江教授解释说，答辩阶段确实很重要，但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项目本身，包括创新程度、效益程度、推广程度等六个硬指标。

　　对本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颁奖仪式，人民网首次进行了网上的直播。遗憾的是，对这个覆盖了1亿多人的评奖活动，网民的热情却不怎么高。记者看到，人民网上关于这次颁奖过程的视频点击率较少，相关评论只有6条，其中3条是参评省份的网友发的贺词。

　　相比之下，更严峻的问题就是“贿选”了。俞可平告诉记者，他不止一次接到过这样的询问电话：“得你们这个奖得花多少钱？”也有人曾对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的奖金不是才5万元吗？我给你10万元，你给我弄个奖。”

　　俞可平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这个项目将被取消参评资格。

　　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王长江教授对这个奖项在未来的发展仍然很乐观：“‘民评官’是将来的一种趋势，我对这个奖项很有信心。”在他看来，这个奖不必期待得到官方的认可，甚至还应该有意地表现与他们的区别。

　　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名单

　　1．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委区政府：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2．四川省平昌县县委：公推直选乡镇党委成员

　　3．重庆市政府：创建法治政府四项制度

　　4．福建省泉州市总工会：外来工维权新模式

　　5．河北省迁安市政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6．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五保村”建设

　　7．湖南省妇联：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

　　8．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区政府：鲁谷社区街道管理体制创新

　　9．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办事处：“爱心超市”

　　10．天津市南开区政府行政许可服务中心：“超时默许”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