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戏剧人生

　　陆忠宽口述李慧奇整理

　　我今年80岁了，是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寨桥镇人。乡亲们封我是农民戏剧家，因为在几十年间，我有100个小戏和8个大戏问世。1976年，我被选为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理事。

　　戏剧启蒙打小始

　　回想起来，我的戏剧启蒙是打小就开始的。那时我在村小读书，识了一些字，就把家里的小唱本《孟丽君》《玉蜻蜓》拿出来翻看。时间长了，唱本上的唱词我都能记下来。放牛的时候，我就唱给小伙伴们听。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正是1938年，东洋人来了。日本鬼子的飞机把学校炸得墙倒屋塌，学校关了门。又读了半年私塾，14岁的我走进了南货店，站柜台当起了只管饭不给工钱的学徒。我凌晨即起，开门扫地，揩台抹凳，学习包三角包，学掌秤打算盘。店堂是民间艺人聚集之地，唱麒麟、滩簧、说书、唱道情的艺人，常常是站在柜台旁，就着一块萝卜干下酒。我欢喜和这些艺人搭讪。有个卖豆腐的人叫叶大宝，是唱麒麟的，有五六个人跟着他。唱麒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站在主人的家门前，肩上扛着纸糊的麒麟送上祝福，唱上一段词儿，主人便会施舍一些财物。为了跟他学唱《12月花名》，有一年过年我没有回家，留在店里值班。正月初一，叶大宝他们唱完麒麟回店里歇脚，我殷勤地搬来几条长凳放在院子里让他们休息。叶大宝知道我的心思，就教我了。他唱道：“正月里梅花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别人家夫妻有团圆日，孟姜女丈夫去修长城。”他的声音委婉动听，我听得入迷。他唱一句我学一句，我至今还记得他跷着兰花指，在院子里走着小碎步的样子，扮相可有神了。

　　两个下午我就把《12月花名》学会了。平时打算盘的时候，就哼着：“二月杏花暖洋洋，燕子双双到画梁，衔泥筑巢家园建，孟姜女孤单好凄凉……”我还从艺人那里借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书看，虽然他们的书脏兮兮的，但我可当宝贝似的，《三国》《水浒》我都看了两遍。三年学徒期满，做买卖的事学得稀里糊涂，我却深深地爱上了民间说唱艺术。

　　导演一出“盗版戏”

　　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了。在解放的锣鼓声中，我这个“文艺苗子”参加了业余戏剧宣传队。不久，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担任了镇团支部的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一次，我趁到常州开会的机会，跑去看市滑稽剧团团长杨笑天自编自演的《一根扁担》《大义灭亲》两台小戏。回来后，戏中的人物故事老在我脑袋中打转转，好像要从心里跳出来。我就根据记忆把剧中的内容编成了剧本，然后发动乡亲们来演戏。我当导演，在村子里挑演员。有一个卖豆腐的是个大胖子，我就让他在《大义灭亲》中演老板。那时候还没有“版权”这一说，别说，我们的这个“盗版戏”在村中演出的时候，男女老少都带着小板凳坐在舞台前，竖起脖子看呢，乡亲们看到兴奋时还大声叫好。为了提高编导演的水平，我还带“演员”坐船几十里路去常州取经，看杨笑天的“原版”演出。

　　我真成了“角儿”

　　1952年，27岁的我当选为乡人民代表，我对新生活的感悟更多了，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我创作的第二个剧本是《一只芦花鸡》。当时农村正在互助合作时期，“公私矛盾”产生了，一些村民把家中的鸡放养在外，吃生产队的粮食。有一天妻子在晚饭桌上发布村中的“新闻”：村里的老张头可自私了，他家的鸡吃公家的粮食他不管，可是他家的菜被别人家的鸡吃了，他就像被割了心头肉一样跳起来骂街。听着这事，我的灵感忽然来了。撂下饭碗，用抹布把桌子擦擦，我就准备开写。可是家里没有纸和笔，我忙到邻居家找来一支铅笔，又要来几个纸袋，是他家过年买麻花的包装袋，土黄纸，上面还有油点子。回到家我点亮煤油灯，就在包装纸上写起来。我写了三个人物，队长、队长媳妇和邻居老王。

　　我写这小剧本可费心血了，连着写了一星期。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在小桌上写啊写。妻子孩子们已经进入甜蜜的梦乡，我还在琢磨队长媳妇的唱词：“麻千千，黑一万，白鸡要生三万三，要我关鸡难上难！”江南的冬天冷得很，几个小时坐在长凳上，冻得我腿都麻了。为了暖和一下，我就在地下走几步，再接着写。天气虽然冷可我心里是热的，写到得意的时候，我用脚打着拍子，嘴里还哼哼着。当我终于在土黄纸上写上《一只芦花鸡》的戏名，已是鸡叫时分。

　　一个月后上边来了通知，要我去参加培训班。春节期间，66个乡在县里的大礼堂参加汇演。大幕一拉开，我扮演的生产队长亮相了，我穿着母亲和妻子为我赶制的中式新衣和圆口布鞋，头上扎着一条白手巾，腰间系着一条带子，造型扮相是没得说了！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下台后，领导同我握手，七里八乡的人把我围得水泄不通。嘿，我真成了“角儿”了！

　　“束之高阁”心里焦

　　那些年我写了不少戏。1962年的时候，我在生产队当队长，当年我们队粮食产量全区第一，还超了“农纲”。那年我写的小戏《三个队长》参加地区调演，一举获奖。会刊上这样写我：“卖牛新风尚，队长写队长，一手拿锄头，一手执笔杆，产量超农纲，汇演领奖状。”

　　不知怎么的，忽然来了“文化大革命”，农村小小生产队也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硝烟。生产队长当不下去了，戏也没啥可演的了，可我还痴迷写戏。那时候穷啊，就连7分钱一本的练习本，3分钱一支的铅笔，我都买不起，只好等货郎上门，拿鸡蛋来交换。一只鸡蛋换2支铅笔，2只鸡蛋换1个练习本。每天晚上我仍不停地写呀写，几年下来，积累了一大捆剧本手稿。看着那些束之高阁的剧本，我心里觉得苦：剧本何时才能够演出呢，何时才能听到群众的笑声啊？

　　时间到了1972年，一天，老领导武进县文化馆蒋馆长光临我家。他看到墙上悬挂着的那一大捆剧本，深为感动。当时我家可说是家徒四壁，屋里除了睡觉的床、吃饭的桌子、两条长凳，连个箱子也没有。我的剧本写好怕孩子给撕了，就只好捆起来挂到墙上。在领导的关心下，不久我被正式借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搞戏剧创作。待遇也很可观：每天工资7角钱，还有3角5分伙食补贴，比生产队一天5角钱的收入，高升了一倍。

　　十年写戏熬瞎眼

　　穷秀才坐进了专业办公室，怎敢不像老黄牛埋头耕田？我写了小戏《三留老木匠》，先到镇江参加地区演出，又到南京参加了省戏剧调演，剧本还被收入《江苏省建国30周年小戏集》。那一段时间，我有10个小戏地区参赛，5个小戏省城汇演，还有戏剧小品全国获奖，《剧影月报》连载，上级部门还为我召开了40年创作研讨会，真让我受宠若惊。我更加没日没夜地写呀写，有时为了琢磨出一句满意的台词，我常常想个通宵。突然有一天，我的眼睛一下子看不清白纸上的黑字了！我使劲地揉眼睛，还是不行。跑到医院一查，查出了毛病——患了视神经萎缩症。医生嘱咐我多吃点小鱼小虾，一定要注意营养。哎，我叹了一口气，哪有条件啊！那时的农民生活还是低标准，只要锅上有米煮，锅下有柴烧，炒菜有点油滑锅，喝汤酱油泡泡，就认为好透了。我在县委食堂用餐，也是夏天吃冬瓜，冬天吃萝卜，5分钱一碗，顿顿有菜有汤，已经是福分了，哪里还敢奢望鱼虾？就是吃粮也要计划，妻子掌秤每月30斤，如果有31日，我总是上火车站旁的店里花一角三分钱吃碗阳春面。一晃10年，我的视力像手电筒一样，随着电池的逐渐耗尽而终至暗淡无光了！当领导劝告我回乡的时候，我眼前似有金星乱舞，心中万分难过。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我迎着寒风，冒着雪花像一个醉汉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县政府大门，踏上了回家的归途。

　　“上调工作”离家10年了，我却是以这等面目回家，这会给妻子带来怎样的打击呀？离家越近，我的脚步越沉重。10年间，我忙于笔耕，不常回家，进村子了，竟有小孩子问我“找谁家”，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走进自家院子，才发现自家的房子比人家的旧，院子比人家的乱，一阵悲凉又涌上心头。我撞开家门，奇怪，家里静悄悄的。急忙走进卧室，啊，迎接我的竟是病重的妻子！她脸色蜡黄地躺着，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想当年，她勤劳务农，辛劳持家，全力支持我这个“穷秀才”写剧本。我在公社当文化站长那会儿，有一天，她风风火火跑来，左手抱一个，右手挽一个，后背上还背一个，兴冲冲告诉我：“我把小华寄托在婆婆家，开夜工一天也没有缺！”那时，她是那么风华正茂，又是多么地“无私奉献”啊！半个月后，妻子撇下我和儿女走了。她是我的好女人啊！

　　盲聋合作开新篇

　　妻子走了，我悲恸欲绝。为了从痛苦中挣脱出来，那天，我铺开稿纸想写点什么。可自己写出的字都看不清了，怎么写啊，我趴在桌上泣不成声！擦干了泪水，我想：我不能趴下！

　　下午，我去拜望了住在邻村的老朋友，50年代的小学教师蒋祖春老先生。蒋老先生个子不高，慈眉善目，因“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精神遭受创伤，听力失聪已20多年，别人和他讲话得大声喊。我一进大门，就见比我大8岁的老先生戴着老花镜正在帮人写对联，我悄悄地走过去在他的肩膀上一拍。意外地见到我，老先生笑脸相迎，忙得他又是端凳又是倒茶，我赶紧按他坐下，对着老先生的耳朵“咆哮”：“我的眼睛不行了，要你来帮忙写剧本，我口述，你记录，行吗？”老先生使劲地点点头。那一刻，我太激动了。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的手温暖而有力，我冰冷的心又透进了阳光。

　　我这个半瞎子满脑子剧情，落到纸上可就糟了，写的字大得像蚕豆瓣，一张稿纸就写几行字，还乱七八糟不成样。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小戏《红绿绒线》，写的是一个老农民，因为女儿谈的对象出身不好，他要棒打鸳鸯。因为我写的唱词说白上下左右相叠，所以，首先要请蒋老先生把重叠的字迹辨认出来，整理清爽，然后再请蒋老先生反复读，我再口述由老先生代笔修改。

　　我们两家相隔一里多地，一个下午，我慢慢地摸到他家。没有想到，老先生早已坐在门口等我了。他把我扶到屋里，让我坐到椅子上，给我倒了一杯茶水。我从口袋里把写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到他的手里，他说：“勿急勿急，你先喝茶，我抄好一段就读给你听。”

　　戏中的热心嫂对阿兰爹有这样的唱词：“死桃树开花笑煞人，啥格立场你缠勿清，根根毫毛竖起来。”考虑到语言的生动和形象，我要把“竖起来”改为“齐立正”。可不管我如何“咆哮”，老先生听到的总是“齐立定”，我对着他喊了不下10遍，他还是没有听清。我累了，不喊了，老先生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满脸愧疚，给我续了一杯水，点了一根烟。没办法，我忽然灵机一动，在老先生面前来回地走，突然像军人一样一个“立正敬礼”！他高兴地一拍大腿：“知道了！”我们俩同时哈哈大笑起来。还有一句阿兰爹的对白：“阿兰，拿了他的礼品，就像牛鼻子上牵了根绳！”可是老先生老是听成“牛鼻子上了刑”，我连喊带比划，他还听不明白，我就拿一根绳在我的鼻子上比划，然后又走出去，指着外边的牛。他又明白了，改好还问我行不行。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这样耐心的合作者，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那天我们连吆喝带比划，搞得晚了，他女儿就留我吃饭，说：“我父亲很多年都没有笑容了，你们合作写戏，我父亲像换个人儿似的，你今天一定在家吃顿饭。”那天晚饭，他女儿炒了8个菜。老先生扶我坐在椅子上，他女婿抱出一个坛子说：“这是我去绍兴买回的封缸黄酒，放在那已经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开坛，庆贺两位老人合作写戏开始！”我忙双手作揖表示感谢。老先生一家还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新鲜的虾子、排骨、嫩嫩的韭黄把我的饭碗堆得冒尖。我的心里热呼呼的，自眼睛坏了、妻子去世以后，这是我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从此，我这个瞎子和他这个聋子就这样“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地合作起来，不知情的人看到，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这个小戏，从初稿到定稿，读了七八遍。3个月后，《红绿绒线》定稿了。我几次把他的名字挂上剧本，可他几次都划掉，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喊道：“我们这是盲聋合作！”他却沉下脸严肃地说：“我们是亲戚关系、朋友交情，你眼睛坏了，我帮你做事是应该的，你如果要把我的名字挂上剧本，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我没奈何只好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我陆忠宽的这个剧本，倒把合作者兼编辑同志掼在一边，不应该啊！

　　就这样，从1983年到2000年，在17年的辰光里我和蒋老先生合作发表了大戏、小戏、小品共15个。

　　2003年8月，家中的电话传来意外的喜讯，在朋友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的剧作集《悲喜交集》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放下话筒，我拉拉耳朵，揉揉眼睛，不是在做梦吧？

　　80年了——我的人生，真是一场跌宕多姿的戏剧啊！

　　年轻时的陆忠宽

　　两位老人在合作修改剧本（右为陆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