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理论创新

　　然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不仅是机遇，更有挑战。特别是，那种非反思性地应用信息技术，盲目的信息崇拜正在从根本上侵蚀我们理论研究的活力，降低理论工作者的创造热情。技术依赖的结果是：理论成果不再是原创之思的自然绽出，而更多地表现为平庸思想的来回搬运，信息模块的复制拼接；严肃的学术研究正变为自娱自乐卡拉OK式的理论狂欢，写作与编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者、思者和贩者的角色转换难解难分。对信息技术的追问与澄明，自当成为今日谋划提高理论创新能力的重要向度。

　　信息超载。随着电子图书的大量出现以及数据库的急剧扩张，原先需要耗费极大精力才能实现的“占有大量资料”不再是研究中的最大障碍，但信息超载问题接踵而来。所谓信息超载，简单地说，就是信息的数量超过了系统或个人的承载能力，或者说，系统或个人所接受的信息超过其自身的处理能力或信息未能有效应用的状况。美国学者戴维·申克在《信息烟尘》一书中，颇为详尽生动地描绘了他在从事信息超载问题研究时，面对所收集的近乎令人窒息的海量信息时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的情形。这样的经历相信每一个现代学人并不陌生。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中，执著于收集占有资料一定要“竭泽而渔”的古训，研究者在查询信息时总希望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有效信息，而不希望有所遗漏，他们认为知道得越多，对研究就越有帮助，因此潜意识中总希望自己能不断保持与现实存在的数据量同步。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超载极易发生。信息超载不但使人正确处理信息产生困难，更重要的是压缩了人们思想和精神的空间，削弱了创造力。特别是对某些学人而言，过分地强调对信息的收集占有只会加重他们述而不作的文化创造惰性，而对共享的隐秘欲望则进一步吞噬了他们独立创新的热情，在继承和依附他人的创造成果时，或者因为遗忘创造而不再创造，或者因为有所创造而不再创造。

　　浅阅读。信息爆炸的年代，传统的读书方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观念似乎已经过时，正襟危坐地啃“大部头”也越来越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景，浅阅读已是一种社会时尚。由于电脑网络被描绘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超大型数字图书馆，资源无限，应有尽有，运用电脑网络进行创作，既能够避免过去翻箱倒柜、东奔西跑之繁难；又容易达到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状态，一股重上网、轻读书的风气在学界蔓延。每个学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亲身体验：在网络阅读中，不断刷新的页面如山洪暴发，泥沙俱下，将读者裹挟其中，让人难以悉心品味传统读书方式下细嚼慢咽的隽永与从容；而文本的超链接特性也迎合了人们的浮躁心理，使人总是寄希望于未知的链接，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已有的对象上。表面上看，这样博览群书，阅读效率是大为提高了，但在这种阅读中，读者逐渐异化为看客，思维着的主体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在场的权力，知识的大量获得和触类旁通却要以放弃对知识的严加辨析和深入考察为代价。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思维的惰性与思想的荒芜。

　　思维平面化。汪丁丁在《从脑到网脑——兼评〈网络中生存〉》一文中将网络对人类思维最负面的影响称之为“思维的平面化倾向”——由于人脑把大量知识存储在网上而不再存储在脑深层的海马体内，因而导致诸如额叶前回和颞叶中回这类脑区在进行思考时缺乏历史感和深度感，从而有把人脑简约成为网上“智能搜索器”的倾向。我个人以为，结合理论创新问题，对思维平面化的学理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展开。

　　第一，对于信息技术的过分依赖导致人的遗忘。在某些信息崇拜论者看来，电脑的数据存储能力与人的记忆有相似之处，而遵守逻辑过程的能力又对应于人的推理能力，因此，他们将认知等同于电脑，以存储取代记忆，以建构掩盖反思，人的高深莫测的思维方式正面临机器化之虞。具体到学术研究中，就是以传播代替生产，以复制湮灭革新，以来料加工悬搁独立研发，以理论反刍冒充思想原创。学术研究正演变为一场写作竞赛。网络时代，书写好像成千上万倍地增加了，但正如作家张承志所言，“学科发展的不节制导致了印刷垃圾正危害人类，在论文专著成堆的黄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学的金脉已经被深深埋葬了。”第二，对于编码知识的过分看重导致意会知识的遗忘。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一切都能够数字化，各种知识不再是可供批判的体系，而是变成数字化的可操作的工具，一切不能数字化的知识都不再受到重视，理论的形上之思正蜕变为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但人类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并非都是能够编码、容易“上网”或“下载”的显性知识，大量的知识体系是以隐含的形式存在的。特别是自哲学家波兰尼提出意会知识的概念以后，人们日益认识到，蕴涵于个人身上的主观的洞察、直觉、预感、经验、技能、诀窍等难以沟通和共享的意会知识也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那种理论研究中过分地看重现有的言传知识，一提到理论原创就要以知识的积累为前提，根本缺乏思想的原创冲动的看法，倒恰恰是非创造性学者的思维方式。第三，对于“虚拟实在”的过分渲染导致生活实践的遗忘。数字时代，这个世界不再是实实在在能够感觉到的事件本身，而是各种关于它们的拟像和摹写。信息技术的似真性取代了人们对真实性的理解，而四处泛滥的影像则导致了人们真实感的丧失。本真事物的复杂性被简单化，个体生存的多样性被格式化，人生体验的厚重感被删除。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任何真正的原创之思都必然是对生活实践的归纳和总结，那种迷恋于“虚拟生存”不能自拔的脱离具体生活实践的理论研究，必然会自我沦陷于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深刻性之中而日益变成脱离实际的自足、自满乃至自闭的文本自我演绎。

　　正如书写工具的每一次改变都给人类文明带来深层次变革一样，信息技术的出现之日即意味着知识生产的社会学重建之时。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揭示信息技术对于人类思维及理论创新客观存在的这些负面影响，并不是要提倡一种对信息技术的浪漫主义批判，而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信息技术给我们的生存和思维带来的深层次变革和挑战。具体到学术研究而言，我们决不能由于这些负面影响的存在而因噎废食，重回“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前信息时代。事实上，人类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危机，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克服了，就完成一次人之飞升；没能克服，则会走向一种人之沉沦。信息时代的学人应勇于面对这一挑战，在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的同时，自觉地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在技术与人文的张力中保持思维的人性内涵和创新精神。（作者单位：《江海学刊》杂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