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事故死亡人数也不能讲“指标”

　　文 李先梓等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5日说，今年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控制指标是在2005年实际死亡人数的基础上下降35％，特大事故的起数下降7％。

　　死亡人数背后的“计划影子”

　　这种预先给矿难死亡人数下达控制指标的做法大约是地道的“中国特色”，不知道这3.5％的下降指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计划”的影子却异常鲜明。计划经济是一个特殊经济时代的产物，但它的“计划”往往只限于经济领域，所以安全指标的计划很值得商榷，因为，死亡控制指标一旦被“计划”了，就会蕴含这样的信息：矿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矿工的罹难同样也是不能逃避的，我们目前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降低矿难的发生率和减少死亡人数。这反映出安检人员对待矿难发生的无奈———承认矿难频仍的现实却爱莫能助甚至乏计可施，李毅中也因此感叹说：“但要实现也不容易。”其中的无奈之感显露无遗。

　　这样一个“计划”下的死亡控制指标，除了表明制定者的无奈之外，还会给煤矿生产组织者这样的暗示：安全主管部门都承认了矿难发生的必然性，只要死亡人数控制在这样一条基本线内即可。这当然会淡化生产组织者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意识，他们在安全投入上就会打折扣，其结果不言而喻。 山东省沂南县李先梓

　　 公开这些数据是承认安全事故的合法性吗？是接受安全事故存在的残酷事实？或者作为主管生产安全部门的指标吗？或者说他们可以在这些限度以内放松一些限度？抑或是一些煤矿或者生产厂家可以得到“合法的死亡”指标？面对冰冷的数据，人都会发出类似的追问，这是面对生命的至高价值所发出的追问。从价值判断上讲，人在价值上是不可以用数据、指标或者某一个标准的金钱去衡量的，生命没有指标的。

　　我想，制定死亡控制指标的人发布出死亡人数指标数额的时候，心情或许同样如你我一般沉重；而要公开这些数据，只是在残酷而坚硬的事实上公开其工作计划———是计划而已。这个计划又是何其沉重！

　　这样关乎人命的会议开在年初，有些沉重，有些悲壮，我在想他们开会的时候有没有为那些死去的亡灵哀悼呢？工作或许有指标，生命不能有指标。避免这样的沉重，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对无辜死亡的“零容忍”？对任何一起事故，哪怕没有死亡发生，都不要容忍，没有任何一次死亡或者生命的威胁是许可的。 广东省广州市成准强

　　 世界上有些事情，不具备可计划的现实可能性。事故指标和死亡指标就属于此。针对不可能事先计划的东西，硬要规定指标，说明了什么？在给自己找台阶，在给自己“犯错误”印制“赦免令”。事故只管来，死亡只管有，只要没超出划定的范围，就犯不着承担太多的责任。如此遏制事故举措，和事故合法、死人合法，有啥两样？

　　恶性安全生产事故能不能避免，关键在主管部门敢不敢动硬的。如果把事故的成本和事故死人的成本提高到和国际惯例相当的水平，甚至更高的水平，使用经济杠杆治理安全生产，比安监总局在那里用“法定”的“死亡指标”变相允许事故、允许死人，不知要顶用多少倍。

　　死亡控制指标的“计划模式”，对全国产业工人而言，好比一个幽灵；对主管官员来说，则是免责的“圣旨”。问题是，谁有权下这种“圣旨”，是法律，还是其他什么？如果连法律都不敢问津，为什么管理部门敢妄言一年发生多少起事故、死亡多少人就算“正常”？如此“正常”，焉能不受质疑？ 西南科技大学刘海明

　　 不难推算出，今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即使“下降3.5％”，仍意味着5730条鲜活的生命即将消失；特大事故即使“下降7％”，仍将有54幕惨不忍睹的悲剧上演。有资料显示，中国产煤量占世界33.2％，但矿难死人占80％以上。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澳大利亚的299倍，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甚至也是印度的10倍。比别的国家高出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矿难死亡率就算是“下降3.5％”，这样的代价就不“高昂”了吗？我们的社会就可以承受了吗？

　　去年以来，伴着此起彼伏的矿难，李毅中的愤怒越来越多，措辞也越来越严厉。他怒斥过被关停的煤矿照常生产；他怒斥过停产整顿的煤矿“100%的核查合格率”；他怒斥过煤矿工人不经培训就下井；他怒斥过政府监管不力、检查走过场、煤矿安全制度不落实；他更怒斥过矿难背后的腐败。而今，在既没有明了“百分之几”的“精确数据”是如何得来的，也没有明了完不成上述“控制指标”，安监部门将会负怎样的责任的情况下，我们不禁担心，李毅中今年还会继续“怒斥”下去。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