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证行乞”能解城市乞讨人员管理难题？

　　如何对城市乞讨人员进行管理一直是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部分贫困老人或残疾人群因生活无济而不得不加入乞讨者行列，另一方面，街头乞讨现象的确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市民生活，也给城市管理者带来一个难题。

　　在日前举行的武汉市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给乞讨人员建立电子档案、让乞讨人员持证行乞的提案，以加强对其规范管理。这一提案很快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

　　 “禁讨令”后的无奈之举——“持证行乞”

　　各地在处理城市乞讨人员问题的探索中，都遇到很多难题。2005年10月，重庆市救助站劝导队调动多辆流动救助车、数个救助小组共几十余名劝导人员，集中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导工作，然而却遭到半数乞丐的拒绝；而近年来南京、武汉等城市颁布的划定“禁讨区”的规定，也被许多学者指为是公共权力对私权利的过分干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日前召开的武汉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湖北台盟武汉市委、武汉市台联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完善“限讨通告”执法手段，为乞讨人员建立“电子档案”，规范管理；保护儿童乞讨者，对因监护人监护不力导致儿童乞讨的，要追究监护人的责任，同时成立流浪儿童救助中心，从生活及心理上帮助这些儿童。

　　武汉市政协委员陈荣华提出了另一项颇受关注与争议的提案，其中建议让乞讨人员持证行乞，即由有关部门每年对乞讨人员进行“年审”，发放有乞讨人员本人照片的“资格证”，乞讨人员须佩戴此证才能行乞，并规定要文明行乞，严禁自虐和使用暴力等行乞行为。

　　武汉市民政局的一位官员表示，这两项提案虽有一定的前瞻性，然而让乞讨人员“持证行乞”的建议可行性不大。我国法律虽然没有限制乞讨，但无论从精神文明建设还是从城市管理角度来说，乞讨都不应当得到提倡，而为乞讨人员颁证，很可能在无形中起到默许和鼓励的反作用。

　　据悉，目前在武汉市，民政部门正对乞讨人员的乞讨性质进行分类，并实施区别救助；武汉市流浪儿童救助中心也正在着手筹建中。武汉市民政局已为流浪乞讨人员建立了电子档案，今年还将进行网络扩容，并实现全国联网，与其他地区的民政部门互通信息。

　　居住在徐东某小区的一位张先生说，尝试“持证行乞”的管理手段并非鼓励乞讨，而是为了对其进行规范管理，要求其文明行乞，这对市政管理是有好处的。

　　对乞讨人员的管理是一道难解的题

　　据记者调查了解，在城市的流浪乞讨人员大体分为三类：因寻亲不遇、打工尚没有着落和钱财被盗抢而短期流浪乞讨者；生活困难的老弱病残者；部分职业乞讨者和被人胁迫、操纵的未成年乞讨者。

　　武汉市去年6月开始实施“限讨通告”，对12片繁华区域和路段进行重点管理控制。对在这些地段的乞讨人员，由公安和城管部门告知、引导或护送到救助站，对他们进行救助。对违反市容管理、妨碍交通、强讨恶要者，城管、公安部门可以依法予以处罚、打击。

　　而自2004年以来，广州、南京等城市都相继划出了“禁讨区”、“限讨区”，然而仍然难以破解乞讨人员管理难题。武汉市这次的“限讨通告”与其他城市的类似措施一样，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多数乞讨人员都不愿意去救助站，而且大都留在原地继续乞讨。

　　武汉市救助管理站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该站每年救助的生活无助人员中，乞讨者不到15％，不到1000人。张启宝认为，这个数字反映出很多乞讨者不愿意到救助站。乞讨人员中的职业乞丐习惯于不劳而获，即使把他们送回家或送到救助站，他们还是会再跑出来重操旧业。

　　 立法限制应与社会宽容并行

　　据了解，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地方供乞丐行乞，并规定禁止在特定场所行乞，如美国夏洛特市就禁止乞丐在自动提款机、餐馆周围乞讨。由于有这样明确具体的规定和简单可行措施，乞丐的流动乞讨变成固定乞讨，分散乞讨变成集中乞讨，对其管理也从无序变为有序，而且便于慈善机构和个人向乞丐们捐款、献爱心。

　　湖北省武汉市律师张绍明说，自由乞讨并没有违反我国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法不禁止即许可”，所以划定“限讨区”一类规定的合法性值得斟酌。同时，流浪乞讨者的公民权利必须得到尊重。面对不愿接受救助、劝导，且并未伸手强讨的行乞者，执行“限讨”确实有难度。

　　另一方面，

　　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孙元明认为，目前要出台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全国性法律可能还不太现实，但各地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订一些地方性法规，划定乞讨区和限讨区，实现对乞讨人员的规范管理，但如何确定尺度仍是政府部门要解决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乞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目前很难根除。乞讨是一种谋生手段，有的人乞讨是因为没有生活来源；乞讨也已出现职业化倾向，有的人原本衣食无忧也选择了乞讨。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乞讨者也有权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从道德上讲，不应该以乞讨为生，不劳而获；但只要其行为不违法就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