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苦难磨出高贵的耐心(图)

　　“安全生产”在一些矿井流于形式。资料照片

　　矿工们不知何时才能告别异常恶劣的环境。

　　特别提示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同样疯长的能源需求，将矿工生存境遇推向公众视野。那些被苦难培养出了“高贵的耐心”的中国矿工们，应该有人为他们立此存照。

　　中国矿工是自己的救世主和杀手。他们不靠天只靠地养活了自己和家人，但与此同时，他们会用水泼灭“瓦斯报警器”的响声，以免耽误挖煤和挣钱。

　　据长期深入煤矿一线采访写作的小说家刘庆邦统计：2005年中国矿工死于矿难的人数在6000人以上，是公开统计的6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矿工和非法矿主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是近年来矿难上升的一个隐性因素。

　　作家会这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吗？刘庆邦从一个作家的视角观察到中国矿工的生存状态，并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其苦难的历程和人性的崇高，看起来比现实更为真实。

　　矿工的生命意识是什么？他们从地下钻出来，露出眼白看着你，你会把他们当做同类吗？在公民社会的范畴里，作为一个矿工群体他们仍然在寻觅更为合适的利益代言人。

　　眼泪集与恶之花

　　刘庆邦初学写作时，曾经计划要写一部《眼泪集》，写下所有他对矿工和矿工家属的悲悯和理解。至今，他仍然是个爱动感情的人，写作时，经常会泪眼模糊，看不见纸上的字。“血是很宝贵的，但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呢？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它就是流不出来。”

　　让他流泪最多的一次，是采访河南平顶山瓦斯爆炸事故。他去采访死难者家属，那些真实的故事带给他强烈冲击。在那样的特殊时刻，即便是作为记者，他也不能去采访，或者问任何问题，他混进工作人员之中，跟他们一起处理善后。后来他把这些写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多年后，他回头看这部作品，每看一次都会控制不住情绪。那些人和那些事仍然会清晰地涌到他脑海里。

　　一个矿工在瓦斯爆炸中死亡，矿上派车要把他的老婆孩子拉到宾馆去。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正要背着书包去上学，他执拗地不肯上车，他说，我不去，我要找几个同学，去把我爸爸扒出来。在孩子的心里，他认为是一个土堆把爸爸埋了，有几个力气大的同学，就可以把爸爸救出来。

　　煤矿的瓦斯爆炸声，对于大人来说，是死神来催命，但天真的孩子却以为那是放炮。死亡，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遥远太陌生。一个小姑娘一直想要一条裙子，妈妈给她买了，她急着要穿，妈妈说，等爸爸回来再穿，让爸爸看看，让他高兴高兴。瓦斯的爆炸声摧毁了一切。她的爸爸就死于这次事故。小姑娘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她急着穿裙子让爸爸看，闹着要赶快回家。妈妈向她哭喊：你哪还有家啊？小姑娘的一脸迷茫，永远停在了刘庆邦的记忆里。

　　刘庆邦还曾经采访过徐州的透油事故。在大雪夜里，他和无数矿工家属一起，大雪纷飞中，在井口站到半夜，等待生者归还。一个矿工的儿子和他聊天，他初中毕业好几年了还没有工作，他问刘庆邦：“我爸爸要是不能活着出来，我是不是就能顶替我爸爸参加工作啊？”

　　“我一听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他对他爸爸的生还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孩子急着参加工作，但却要以父亲的死为代价。那一刻，刘庆邦觉得彻骨的悲哀。后来他把这个大雪夜写成了小说《雪花那样飘》，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这种事情如果作为一个新闻报道，会非常简单，一闪而过，人们想不到，一个事故背后会有多少复杂的心理和巨大的痛苦。而我，只能凭作家特有的敏感、捕捉力和观察能力，去写下这些瞬间。无数个人在大雪中焦急地等到深夜，迎来的却是亲人死亡的消息。一个等待儿子归来的老人，就像是被焊在雪地里，任凭几个人拉都拉不动的情景，让人痛彻心扉。”

　　刘庆邦可以随口说出关于矿难的若干数据：建国以来，百人以上的矿难事故一共22起，而去年一年就占了4起。2005年，6000多名矿工死亡，平均每天有十六七个矿工离去。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煤炭在中国就像人的血液一样不可或缺，但这个“血液”要以另一种血液为代价———以矿工的生命来交换。

　　刘庆邦写了十多部反映煤矿现实的中篇小说，短篇更多，有四五十篇。但他很不赞同有人把他定义成“矿难作家”。他认为仅仅以矿难来理解中国矿工太狭隘。关于他们，还有太多的层面和内涵。“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

　　比如人性的恶。刘庆邦在他的小说《神木》《红煤》中都有反映。《神木》是“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后来被拍成电影《盲井》，曾荣获包括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杰出艺术成就奖、台湾金马影展最佳新人、改编剧本等众多奖项。中国传媒大学一个研究生看完后，评价是“这是一个让人震惊到目瞪口呆的故事。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

　　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矿区的故事，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以害人赚钱，他们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将打工者害死在矿井下，并制造事故假象，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他们一次次得手，金钱似乎已经让两人丧尽了天良……但在一个小男孩成为他们的目标之后，其中一个谋杀者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施害与保护之间他难以取舍，最后自杀在深深的矿井下。

　　这个拿人命来换金钱的故事竟然来自真实。在刘庆邦亲手搜集的资料中，陕西、河北、江苏、内蒙古、辽宁等地曾经发生过40多起这样的事件，死于非命的人数甚至超过70人，这还只是已经破案的数字。那些罪恶的手，在井下用石头砸死同伴，砸死后再用炮崩，让同伴面目全非，然后向窑主诈钱。他们本是矿工，如何会沦为罪犯，残忍到毫无人性？

　　刘庆邦的另一篇小说《中间人》也来自一个真实的事件：河南登封的一名矿工，亲手策划了周密的杀人计划，用毒药杀害了他生病的亲生儿子，就是为了让他儿子死在矿上，能向窑主要钱。这让人不寒而栗的真实，让你看不见人性善恶的底色。

　　多灾多难的煤矿，寒冷，黑暗，圈套，欺诈，恐吓，贫穷，金钱，死亡———汇集成了矿井的一种冷色调。热的眼泪，冷的罪恶，刘庆邦的笔下，矿井的色彩丰富，五味杂陈。

　　抱抱“铁姑娘”

　　刘庆邦曾在河南煤矿待了9年时间。他太熟悉矿工了。井下的生活非常压抑。潮湿、黑暗、极度乏味，那种环境下，人一到井下就想睡觉，分分秒秒都是煎熬，对矿工们来说，几乎是度秒如年。这对人的耐力是个很大的考验。普希金曾经有句诗：“献给西伯利亚具有高贵耐心的矿工们。”矿工们的耐心是像牛一样被圈出来的，在天长日久的磨练中，他们被苦难培养出了“高贵的耐心”。

　　在那样压抑的环境里，矿工们都愿意谈女人，谈性。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兴奋点。干活特别苦的时候，他们嘴里喊的号子，都是和女性有关的，比如某个女性器官（是什么，刘庆邦说不出口），粗俗、强悍，但却有着热腾腾的号召力。

　　矿井是比战争更让女人走远的地方。女性的极度匮乏、沉重的劳作、时时面临的生命危险，都会让矿工们在井下将人性的本能发泄出来，用他们的话说是“过嘴瘾”。

　　在极度乏味的空间里，矿工们会把一切和女人有关无关的东西都和女人联系上。井下的金属支架似乎简单勾勒出了某个女性器官，他们就觉得非常美，把那个冷冰冰的金属物称做“铁姑娘”。每天都有人过来抱抱“铁姑娘”。井下的老鼠常年不见太阳，毛是灰白色，矿工们把这些白毛老鼠，叫做“白毛女”。他们甚至有点喜欢“白毛女”，至少，它们算是个活物。在井下吃饭时，总有人会给“白毛女”留点残渣剩饭。

　　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但在刘庆邦眼里，矿工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快乐的。他们有自己的幽默方式，那是一种你很难理解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望幽默。每天都在等待危险来临的环境中，他们创造了一种特有的方式，来化解压力，来美化生活。

　　矿工们中间有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今天鞋脱下来，明天不知道还能不能穿”。对于死亡的预知，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打上深深烙印。矿工中有点文化的人，会有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以及自然而然的恐惧感。但大多数人选择了对死亡麻木以对。看到昨天还和自己一起挖煤的同伴转眼成了一具尸体，这给他们造成的刺激和振荡是无法言喻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紧迫感表现在他们身上，就是对女性的渴望，和以酒精来麻醉自己。

　　有人说矿工喜欢喝酒是因为井下潮湿，很多人患上关节炎，所以要喝点酒。但刘庆邦认为他们主要还是在麻醉自己，今朝有酒今朝醉。头天喝个一醉方休，睡一觉，第二天照常下井，矿工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他们其实还是很快乐的，并不会把自己搞得心情很沉重。他们喝酒、划拳、互相开玩笑。人到了那一步，如果整天还想得那么沉重，那还得了！”据《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