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中国情结

　　◇张远山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写于1922年的《中国问题》一书，曾因其中提到“中国轿夫的幸福”而遭到鲁迅的嘲讽，许多像我一样此前未读全书的读者，或许也因此对罗素抱有某种偏见。鲁迅的误读，很可能与1924年的中译本是个“节本”有关，因为涉及时事的内容因“避忌”而被删除。这样一来，罗素精深的分析在最迫切需要听到的时间和最应该被

　　罗素在本书中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意见，使他无愧于“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称誉。一般来说，通才与专家往往是对立的。正如鲁迅所说：“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但罗素大概可以免于此讥。

　　罗素在本书的一开头就提到了未来，这一未来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依然如此：“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中国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地方发展，都将对世界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罗素曾经说过，正因为他是英国公民，出于爱国主义，他才会激烈地批评英国而赞美中国。如果他是中国公民，那么他必定会激烈地批评中国而赞美英国。对他的话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中国人对罗素关于中国文化的溢美之辞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应有的自我反省意识；二、可供罗素赞美的异国可以有很多，而他偏偏选择了中国，这不能不让每个中国人在深感荣幸之余，致力于证明：罗素对中国的“错爱”，并非永远的错误。

　　本文无法全面介绍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去细读。以下只举出书中对我特别有启发的几个批评意见，尽管这在书中是次要的，所占篇幅极小。比如他在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说：“（中国的）历史学家常常把一个朝代的衰落归因于宦官滥用权力，但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学传统。”这句话着实让我茅塞顿开，甚至有点石破天惊。它启示我，公认的见解甚至定论，都可能是一种偏见，常识常常毫无识见。

　　另外，罗素对中国人的孝道也有中肯而独到的批评：“当官的必须供养他的亲属，如果要为官清廉，肯定要放弃孝道。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中国要进步，家族制度必须打破。”罗素还深刻揭示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反传统心态：“中国人，即使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在向白人民族（尤其是美国）寻求道德格言以代替孔子的语录。他们还没有想透彻一般人民的道德都是差不多的。”这一心态不仅体现在20世纪初最后一代饱读诗书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时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如此。

　　罗素还提到中国一般民众对西洋文化的异质心态：“中国人观察外国人就像我们在动物园里观察动物，往往是发现特别的习性就大以为乐。”这一心态时过半个多世纪以后似乎已经有所改变，比如我母亲看外国电视连续剧时常常就是反过来的，一旦发现“不特别的习性”就非常吃惊：原来外国人也跟我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