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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学者”多一些理性认识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08日00:19 红网

  永川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刘远书,花费近3年的时间,写成一篇关于地球自转、万有引力及地震等原因系列新解的科技论文,发表在全国性刊物《发现》上。为了搞研究、写论文,刘远书穷困潦倒,论文发表后,引得不少成功人士青睐。近日,刘远书将“出山”到一公司任职,继续用知识创造更大的价值。(2月5日《重庆时报》)

  其实,现实社会中以此种方式成为名人的农民并不鲜见。比如北京农民祝振起,他

花了60多年研究汉字,写成一部60万字的《文音解字》。湖南农民舒作标,10余年潜心于生产力理论研究,完成了10卷百万余字的著作《生产力通史》。武汉农民李玉明酷爱发明创造,制造出多艘下水潜艇,等等。这些人都痴迷于一项研究,同时又忍受着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他们渴望一种身份转型,却又面临重重困难,社会对他们的回报也不尽相同。祝振起和舒作标最终都出名了,戴上了“农民学者”的光环,享受社会的赞誉,而李玉明却还在“异类农民”里“痛苦成长”。

  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社会对于“农民学者”的认识误区。比如说农民研究养鸡学、养猪学、养鸭学、种田学,即使经验纯熟,财源滚滚,几乎不会有人称其为“学者”。一个农民掌握了多种营生技能,种田的农民会木工活,做木工的农民会泥墙活,都不太可能被称为“学者”。能够被称为“学者”的,只有像刘远书、祝振起、舒作标一样,实现跨学科、跨专业大发展,在土地经营与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等学科研究之间进行身份转换,并且整出专著、论文等“成果”。这虽不是“农民学者”的评判标准,却无形地成为丈量“农民学者”才能的一秆标尺,这不仅将“学者”这一概念狭隘化,同时也扭变了农民行为的精神实质,即任何基于个人兴趣的专注与热情都值得尊重。

  假如把刘远书、祝振起、舒作标当作“农民学者”,我们必然要问,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在哪里?身份转换所引起的示范效应与学科研究所蕴涵的学术价值之间,我们更应该看重哪一个呢?在关于他们的事迹报道中,社会的态度虽然不是去鼓励农民不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转型进行学术研究,但他们因为受到奖励,名气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好的事实,不难激起农民寻求另类致富或成名途径的雄心。

  关于“农民学者”的社会赞许,从本质上说的是以道德同情代替理性认识。大部分人都认为《文音解字》的成就是60万字,《生产力通史》的成就是10卷百万字,这对农民而言,固然难能可贵,理应受到社会的赞许。但既然是学术研究,我们还要更加关注文本内容的学术价值。但我们既无法充分了解到他们究竟创新了多少知识,也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何在。对这些“农民学者”施与过多的道德同情,模糊了学术成果本身所包含的鲜活因子。

  对“农民学者”少一些社会赞许,并不是对农民生活姿态多样化的否定。它主要是去引导农民群体不再饱含热情地从事浪费生产,引导他们理性看待“农民学者”这一特殊荣誉,让农民的生活目标尽量地适于追求,让他们的行为方式更加契合实际。

  (稿源:红网)

  (作者:肖擎)

  (编辑:潇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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