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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之妻帮助政府寻找“一大”会址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08日04:31 河南报业网-河南日报

  

周佛海之妻帮助政府寻找“一大”会址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少有的“变色龙”式的人物。早年他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12位代表之一;但是不久就为了“生存”而投靠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抗战爆发后,打着“和平”的幌子,积极参与投降日本侵略者的活动,成为汪精卫伪政权中的第三号人物,就此沦为民族败类。

  在周佛海的一生中,其妻杨淑慧,是一个值得说一说的人物。杨淑慧可不是一般的

女人,她出身于湖南湘潭名门,帮周佛海布置过中共“一大”会场。她生性泼辣,处世圆滑,见多识广;不干预政事,却酷爱敛财,是周家的小财政部长。在上海解放后,她帮助政府寻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做了一件好事。

  杨淑慧原籍湖南湘潭,其父亲杨卓茂时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是个在上海滩上也可以叫得响的人物。杨淑慧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比较新潮,属于“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杨家与李达家相距不远,杨淑慧经常到新婚不久的李达家玩,因此认识了正在开中共“一大”的周佛海。结果,两人一见钟情。但周佛海在湖南老家已有妻儿,因此不敢造次。倒是李达夫人很开明,积极促成此事。谁知结婚时,周佛海已有家室的情况被上海小报披露,一时弄得满城风雨。杨父看了报道后,非常气愤,要找周佛海算账,幸亏刘仁静、张国焘帮忙挡驾,才使周佛海免遭痛骂难堪。但杨父态度坚决,不许女儿再与周佛海见面,但平时温柔乖巧的女儿,居然撬开窗户,与周佛海私奔,去了日本。

  1941年8月31日,是周佛海与杨淑慧结婚20周年纪念日,周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八时起,贺客络绎不绝。与淑慧结缡二十年矣!患难相从,苦乐与共,余之得有今日,淑慧之力颇多。家庭各事均不劳余操心,即此一点,已帮忙余不少矣。二十年来亦间有口角,然均因余在外拈花惹草,余之过也。”这说得很符合实际。

  杨淑慧在周佛海有难时,敢于抛头露面,救丈夫的性命。当周佛海作为汉奸被逮捕后,她四处奔波、打点,找关系。在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杨淑慧当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杨淑慧抗告后仍被驳回。驳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除夕。满城的迎新年爆竹声,使杨淑慧心头酸痛无比。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被枪毙。杨淑慧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色刷白,知道定有急事,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被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明年大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声,犹如万箭穿心。大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站起来走了。直到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命令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1949年上海解放后,杨淑慧和儿子周幼海留在大陆。接管警察局的就是介绍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入党的扬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有一天,扬帆把杨淑慧和周幼海叫到公安局,对他们说:“中央交办一个任务,就是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所在地。这件事你杨大姐可以办到。周佛海是‘一大’代表,他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提到‘一大’的情况很详细。大姐,那时你不正和周佛海在上海吗?你是去过‘一大’会址的吧!”杨淑慧答道:“去过,去过,我去送过信,还介绍过一个人去看门望风,大概叫张桂秋,记不大清楚了。”扬帆亲笔写了介绍信,对她说:“这不是公安局的事,由市委宣传部管,你去配合他们工作。”回到家里,几经周折,杨淑慧总算在周佛海以前的一个副官处,找出一本《往矣集》,薄薄的,纸色早已泛黄。书中对“一大”果然写得详尽,说当年和毛泽东等人住在贝勒路“博文女校”,大家打地铺。白天开会则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中。杨淑慧苦苦回忆,但模糊不清了,只记得贝勒路,似乎没错。她和市委宣传部的杨重光,找到了“博文女校”的旧址,但李书城的家,茫无头绪。杨淑慧多次实地去找,但时过境迁,面目全非了。踯躅徘徊,寻寻觅觅,她终于眼睛一亮,一丝记忆从沉淀的思绪中浮出来了:在黄陂南路、兴业路口,有一家酱园面坊,似乎就是从前的李家。这里确实是贝勒路,兴业路后来改名望志路,1943年又改称兴业路。杨重光十分重视,当即拍了很多照片。杨淑慧心中高兴,当晚就对周幼海说:“不错,就是那里,我去送过信,当时我和你爸爸正要好着。”第二天周幼海对扬帆说:“母亲费了一个月的工夫,总算找到了,大概不会错。”扬帆高兴地说:“你母亲做了件大好事呀!”此后详细的报告报到北京,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件事,为了慎重,决定由董必武再亲自去一趟,加以证实。董老看后,证实那就是李书城的家,是中共“一大”开会所在地。董老接见了杨淑慧,并表扬了她。

  杨淑慧为了救丈夫,积攒的钱全部花光了。解放初,虽然为寻找“一大”地址得到政府表扬,但不久“潘扬案”牵连到她的儿子周幼海,她也被株连入狱,1957年1月被释放出来。此后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上海的一个破旧的小阁楼上。1962年冬去世。⑥1

  (摘自《党史博览》2005年第12期祝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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