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甸人在深圳

　　编完这篇稿件，内心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舒畅，只觉一股新风扑面而来。这种感觉缘自罗甸打工者用心血换来的今天，更缘自贵州劳务输出前景诱人的未来。

　　以往贵州人出去，都比较讳言自己的出生地，因为那样往往会招来不屑的眼光，更别说外出打工的贵州人了。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罗甸的劳务输出，最初是为了减缓县里庞大的贫困人口和失地农民的生存压力。因其有序，有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劳动力技能的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劳务输出成为一个亟待拓展的事业。我省作为劳务输出的大省之一，长期以来十分注重对劳务输出的扶持、指导与鼓励并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从长计议，贵州的劳务输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仅靠市场来解决劳动力的输出，还不能适应贵州省地区相对封闭、劳动者文化素质较低、就业竞争能力较差的实际状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先培训，后输出”，大力整合资源，加大农村劳动力输出前的培训力度，就成为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这样，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了一条“劳务输出———返乡创业———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奔小康步伐”的良性循环路子。

　　请读本期——《罗甸人在深圳》

　　夜幕降临，罗甸县玉屏镇18岁的杨香早早把一家人的碗筷收拾干净，背着书包径直往县职业中学赶。一路上遇到几个同路的年轻人，大家边走边说笑，年轻的面庞因赶路显得红扑扑的。

　　学校的几间教室里，挤满了近百个大姑娘小伙子，朗朗的读书声响彻校园。“过去条件差上不了学，现在好了，县政府每年从财政拨出100多万元帮我们补上这一课，好为将来打工做准备。”讲到出去打工，杨香扑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脸上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

　　谈及罗甸县劳务输出，县委书记宋健显得很兴奋:“你看，坡球果园场研究出来的这些特色水果，就是出去打过工的副场长敖应江搞的;初平村打工仔担任村‘两委’负责人才3年，就盖起了办公楼，安装了地面卫星接收站，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300元增到1200元;罗甸有8300多栋砖混结构房是打工青年修的，不少人回来后开起了门面、办起了工厂、购买了中巴，年初我去深圳，当上老板的姚敦海还开着高档轿车来接我们呢!罗甸的劳务输出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果真如此?记者决定前往深圳，一探就里。

　　“那次起死回生的打工经历太可怕了，我宁愿在家里受穷也不敢出去打工了”

　　谈及打工苦，新场村年近40的陈文书记忆犹新:“那次起死回生的打工经历太可怕了，我宁愿在家里受穷也不敢出去打工了!”

　　6年前，陈文书到福建打工，没想到误入了一家黑厂。一群保镖将上百个工人关在高墙内成天往车上装货，稍不留意就遭到拳打脚踢。干了近两个月，一天深夜，他与工人们合伙推翻高墙逃了出来。一个打手追上他，两人抱在一起从山坡上滚下树丛。满身是血的他爬过一道坡梁后，还听到黑厂几条狼狗追赶时的狂吠声。回来后他一再叮嘱子女，外出务工如果没有政府的有序输出，最好不要走出家门。

　　与陈文书一样，5年前王开伦在广州的那次打工经历也令人不寒而栗。当时，一字不识的他们一行3人来到广州，在火车站遇到一个妇女说能帮他们找工作，月工资1000元。他们满怀欣喜地来到郊区，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地风餐露宿挖坑栽树忙碌了近一年。眼看年关渐近，暗自盘点可带一万多元回家过年。谁知，包工头跑了，工资一分钱没领到不说，跟邻居借的几百元也全部花光了。没有文化，语言不通，不会打电话，也不晓得求救，3人顶着冬日的寒风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沿着铁路走了2000多公里一路乞讨回家。

　　那次风雨过后，罗甸县政府免费举办了补偿性教育培训班(适龄青年没有读完初、中等教育的强制补课)。通过进行电子技术培训后来到深圳打工，就别是一番景象了。在坪山玩具有限公司，记者见到的王开伦西装革履，全然不像一个打工仔。每天上9个小时的班，每月1500元的工资。同样是打工，处境较之以前，已是天壤有别。

　　在深圳拥有自己的包装制品公司，轿车、公寓，年销售收入300多万元的昔日打工仔姚敦海，对打工的酸甜苦辣感触颇深。家住栗木乡的他因家境贫寒而辍学，1992年到广东高明市一家瓷砖厂打工，因个头矮小实在承受不了扛大包的苦，几经波折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时年18岁的他被迫露宿街头，饿得实在受不了又回工厂找老乡分点饭给他吃。勉强填饱肚子后，又到哪儿去睡呢?睡街上担心被警察查夜抓走，他只有选择在大树上睡。半夜难忍蚊虫叮咬，他又来到海滩上，用手挖了个浅坑，用沙子把身子盖住，才算度过一个安稳夜。次日揣着仅有的3元钱乘大巴，少了一毛钱，乘务员不让上，他硬挤进车里，被狠狠地羞辱了一顿。

　　幸亏县里组织劳务输出，他搭上了事业拓展的快车，开始帮企业拉货物订单。几年后他用提成办起自己的工厂，为报答父老乡亲，公司150多个在职职工，罗甸就有83人。每年他还拿出约5000元扶助20个家乡贫困孩子读书，直到他们初中毕业。他说等龙滩电站建成，他可能就有上千万了，到时他要移资到家乡罗甸投资。

　　走进深圳大正五金塑料制品厂，工厂两旁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工人娱乐室、图书室、演艺厅一应俱全。整个厂区灯火通明，中央空调安到各个车间，一排排女工坐在整洁宽大的桌子前，随着手指跳动，一颗颗徽章及各色徽标便流水线地被打包装箱。来自正安县的刘裕帅说，她是熟人介绍来的，一般月工资900元，而罗甸县的工人由于在县里接受过训练，刚进厂就按熟练工看待，月工资有1500元。其他外省劳工都住大集体宿舍，她们则4个人住一个单间。在厂里，不少罗甸人还当上了拉长或业务主管。

　　“士隔三日，刮目相看。罗甸劳务输出干部现在成了深圳一些部门的左膀右臂，我们还真舍不得他们走”

　　2005年12月28日，在飞往深圳的万米高空上，同行的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海峰先给记者打“预防针”:“县里虽然有100名35岁以下的在职干部在深圳打工，但由于时间短，待遇低，恐怕很难打开局面，我们要做好吃几天苦的准备，饿了吃个小火锅，困了住个路边店……”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刚下飞机，罗甸县派到深圳打工的联络组组长晏江婷接我们来了。她一边招呼我们坐上一辆30来万元的商务车，一边道歉说，龙岗区委的车大多出差去了，只有开差的车来，并说地方政府对我们的来访非常重视，除了精心安排专车采访和住宿外，区委组织部的陈永潮副部长还特意在龙岗最好的大酒店宴请我们。

　　晏江婷说，过去我们的领导来都不一定能享受到这种待遇，深圳方对此次采访如此重视，是罗甸人在深圳苦干的结果。

　　去年初，在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的她作为100名劳务输出干部中的一员，被分到横岗街道办事处务工。虽然都是公务员，别人的月工资9000多元，他们却只有1200元;别人干起来轻车熟路，他们得从零开始。当时很多人还议论说罗甸派出干部是做秀，是捞政治资本，是让打工干部缠着深圳单位讨钱。不少单位认为他们不会做什么，干脆不给他们安排工作。那段时间，他们没少看过别人的白眼。

　　“现在?现在是士隔三日，刮目相看啦!”横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惠珍对记者说，“刚到深圳那会儿，他们仿佛是‘天外来客’。招待客人在大酒店吃饭，他们不习惯用公筷，一上桌就用自己的筷子挟菜，还给客人挟菜，喝酒时爱将自己杯里的酒补在别人杯里，弄得桌上有的盘子被挟了一筷后就没人再动，有时一桌饭吃下来要换几十个酒杯。有的干部把桌上的洗手水当汤喝，有的不会用马桶，多数连电脑都不会开。现在不同了，他们成了深圳一些要职部门离不开的左膀右臂。一年快到了，说实话，我们还真舍不得他们走。”

　　踏上深圳这块热土，时逢三件大事。一是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开展，二是进行社区换届选举，三是转地政策的实施(即深圳全部取消农民变居民)。在这个过程中，罗甸的派出干部表现得游刃有余。不会的虚心学，没活的揽活干。与此同时，他们还肩负着调查所在辖区企业劳动用工数量、劳动强度、职工待遇等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最新信息。令深圳辅城坳社区党委书记叶振通印象最深的是，无论周末节假日，夜深人静时罗甸干部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的。罗甸班仁乡副乡长杨恒从电脑的开关机学起，后来成了电脑办公自动化的高手。问他，他腼腆地说:“都是被逼出来的，你想想，如果像我当初一样，送个稿件或方案要申请40多次，改动16次，手写的工作量多大?在深圳，不会电脑就像不会走路一样。”

　　在农家地里，罗甸县罗悃镇副书记卢云和几个干部正气喘吁吁拉着皮尺丈量土地。面对镜头她把脸躲过去说:“整天顶着烈日工作，一张白脸被晒脱了几层皮，都快变成‘黑人’了，哪有脸见人!”据了解，转地要丈量农民土地，核实房屋面积、果树等经济作物棵数，以利国家补偿。此前，转地成了深圳地方政府最头疼的事情，不少农户利用亲戚等各种关系，在丈量上尽量多量多数，曾发生过干部与农民合伙欺骗，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并被通报批评的行为。如此重要的工作因何拿给罗甸干部干?主要是罗甸干部作风过硬，为人正直，钱财不受，群众欢迎。如今在深圳打工的罗甸干部，不少人成为当地领导的助理，担负着编辑快讯、礼仪接待、出谋划策等重任，有的还被评为年度先进个人。

　　“在深圳就是这样，没有本事你被老板炒;你有本事，就轮到你炒老板了”

　　周末，边阳镇副镇长朱能驾着一辆轿车来约队员们去海边玩，请队员们泡茶、喝粥、吃夜宵，这仅仅是队员们在深圳每个周末或假日的惯例。在深圳呆的时间长了，他们也学会了人家的超前消费意识和投资诀窍。有钱就设法投资，让它增值，这是他们从深圳人那里学到的经营理念。

　　专门从事电脑设计的罗甸县边阳镇劳工谢波说:“在深圳，就讲你有没有本事。没有本事就得受老板三天两头叫你待岗或被炒的气;如果你有本事，就轮到你炒老板了。我开始也被老板炒过，后来加强学习，把电脑车床设计学精了，5年间我炒了6个老板。现在请我的人多的是，每月给我的工资低于一万五千元我是不干的。市场经济嘛，那儿钱高就去哪里，对谁都公平。”

　　打工干部和外出务工人员以自己的扎实苦干，使沿海干部改变了对山区伸手要钱、坐吃山空、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陈旧看法，也使滨海的深圳与远在内陆山区的罗甸，演绎了一幕幕山海情深。多年来，深圳每年都派出60多名教师，支持罗甸的教育发展。去年12月，龙岗区组织部部长孔强在罗甸打工队员的引荐下，带队到罗甸县考察帮扶项目。患癌症晚期的父亲鼓励他说，“为了让贫困山区更多的孩子能得到帮扶入学，我一个要入土的人算得了什么?放心去吧。”孔强带队在罗甸考察期间，深圳来了急电，等他赶回时，父亲用最后一口气问，贵州那边的事办好没有，落实了多少个孩子，就离开了人世。也因此行，深圳方面展开了一对一帮扶，给罗甸78名因贫困面临辍学的学生落实了从小学读完初中的书学费;坪山街道的港商去年底来到罗甸一所小学，当场支持了200名贫困学生来年的书学费。一年来通过打工干部牵线搭桥，仅深圳龙岗区各街道办事处、村、企业就投入300多万元帮助罗甸山区修路搭桥，建希望小学。

　　翻开罗甸县统计数据，全县的优秀农村青年打工回乡后，先后有1169人走上了经商、运输、办企业以及发展种养业的致富路;被提拔为中层干部、科局级领导和村领导的有714人，加入党团组织968人。打工使罗甸县踏上了人力资源开发的快车，3年来罗甸县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已基本解决近1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贵州工人是我们的财富，希望你们回去大力宣传，多为我们输出劳动力。只要是贵州来的，来多少我们要多少”

　　得知贵州有客人来，坪山工业区港商联合会秘书长刘必宝和几个老板离开会议赶到恒达纸厂来见我们。他说:“开会的大多是商业巨头，按理是不能缺席的，但为了能为港商们争得更多的劳工，他们顾不上那么多了，希望我们回去大力宣传，能带来像罗甸这样的上万职工最好。”

　　据了解，仅坪山工业区就有港资、台资企业300多家，总投资约20亿元，需要工人10多万，长年工人缺口在3万人左右，整个坪山社区工人缺口在6万人左右，龙岗区则缺少劳动用工30来万人。人才与劳工的匮乏如今让深圳人感到危机，深圳政府为此出台了劳动用工月基本工资不低于580元，每年向全国招考上千名公务员的政策，但收效都不太明显。

　　记者在横岗、龙坪、爱莲等社区采访时，得知当地干部都为深圳本土人才的匮乏感到担心，他们一再叮嘱记者到贵州要多宣传动员有识之士到深圳报考公务员。港商们也大诉劳工荒的苦衷。由于周边的上海、温州、三角洲等地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规划的大都是利润大的新兴企业，而深圳老企业利润低，这些地方在使用劳工上比深圳更舍得花钱，劳工工资每月平均在1500元左右，而深圳民工工资一般在1000元左右，每年深圳劳工被挖走不低于10万人。

　　刘必宝说，如今深圳的工人流动大，看到其他地方好一点就跳槽，说走就走，甚至不说也走。而贵州的工人大都稳得住，在坪山的港商企业里贵州工人约有5000来人。“贵州工人是我们的财富，之所以盛宴你们，目的只有一个:多为我们输出劳动力。只要贵州方面介绍劳动力来，来多少我们要多少，到工厂马上安排上班。如果地区能一次性介绍100名或更多工人，企业还可结对帮扶，解决一些贫困村级办公用具或办公经费问题。”

　　正因为深圳缺乏大批劳工，特别是熟练工，而罗甸县的劳务输出是先从企业拿到用工订单，才有的放矢地对劳工进行机电、汽修、厨师等培训，从而取得了1994年以来，全县共有计划的输出打工人员14．4万人次，输出就业率达98%，打工汇款逾1．2亿元的好成绩;两年来罗甸输出的3964名在职年轻干部、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农村优秀党团员、村干部等“高级打工仔”，成了深圳干部拿点子、出主意、写材料的智囊团。见缝插针式的学习培养法使得放出的“小鸟”，变成了飞回的“金凤凰”。

　　作者：陈治宽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