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规划之笔”生出“恶之花”

　　何勇海

　　日前，建设部官员透露，土地审批的面积和建筑项目的规模等都靠规划来限定，但是也容易通过权钱交易改变，地市一级规划部门已成滋生腐败的重灾区。为此建设部与监察部联合成立了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从源头防止规划腐败行为发生（《第一财经日报》2月7日）。

　　“规划之笔”一旦产生腐败，必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导致“一枝罪恶之笔令一座城市畸形发育”。有例为证，在成都一起“全国首例城建规划腐败案”中，主宰城建规划大权的官员大笔一挥，展示成都形象的窗口通道———迎宾大道顿然缩水走样，不仅严重影响景观效果，而且还导致两幢新修高楼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

　　一个城建规划项目，若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来办，不应出什么大事。然而，规划腐败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新华社前不久的一篇文章指出，规划腐败大多数是带“长”字的各级领导干部所为，规划腐败典型地体现出权力在失控后的寻租特征，即权力资本化。是啊，面对一块“肥肉”，现在某些人只要手中有一丁点权力，都要变着招数去捞取一定的实惠。只有握有权力之人，才能决定城建项目的命运，其中既有主管城建规划的官员上下其手，还有离城建规划事项很远的高层官员呼风唤雨。如此这般，规划部门不成为腐败重灾区才怪。

　　而规划部门权力失控的根本症结在于，相关监督制度设计有缺陷。有专家分析，这些缺陷首先表现在，在履行《规划法》的职责要求中，尽管有不能擅自更改规划的规定，但并未对“若更改规划应经过哪些程序”作出具体而严格的界定，更未对“一旦违反规定将受到何种惩处”作出明确规定。这就造成权责严重不对称，权力失控后的现实收益和风险成本根本不成比例，无形中助长了城建规划腐败的恶化。

　　这些缺陷还表现在，我们的规划审批权由于缺乏监督而具独断性。我们的城建规划虽是公共事务，但纯属封闭循环、自产自销，缺乏来自公众的有效监督。而在一些西方国家，任何规划出台前都会有法定的公示日期，即使没有公示，任何人也可以免费查询；而民众一旦对规划有质疑，可以通过法定形式提出，并且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推翻和否定政府的规划方案。

　　因此，要严防规划的“罪恶之笔”毁坏城乡规划，仅成立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还不够，其根本出路在于制度的创新和完善。首先要建立清晰平衡的权责体系，谁违法就惩治谁，使一切权力者成为制度与体制的遵从者和维护者；同时实行建设项目审批终身责任制，只要是其审批的项目，就要负责到底。其次是公开权力运行的全部过程，尽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可建立社会质询制度，以做到充分论证，认真把关，依法审批，科学决策。